詩人的行動對我本已是一個悶葫蘆，自從聽見他們琴瑟不調的消息，我的態度愈加慎重，他由長沙赴了北平，不多時又南下而至上海，來信報告行蹤，我均置之不覆。來信常請我代他的作品介紹發表的地方，好像他在文藝界沒有什麼熟人；又好像他是個新出茅廬的作家非有人擔保則作品無人接受。起先我覺得他過謙，有時甚至疑他故意同人開玩笑。後來聽見他似乎患著一種神經過敏的病，總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輕視他，欺侮他，迫害他，不肯賞識他作品的好處，不肯讓他的天才有充分的發展的機會，才知道他寫信同我那樣說，倒是由衷之談。
大約是三個月以後吧，朱夫人第二次到珞珈山來找我，身邊帶著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後來我知道就是小沅。她說詩人近來要實行同他離婚，她生活可以獨立，離婚後倒沒有什麼，隻是孩子失了教養太可憐，假如有人能夠替他在武大找個教書的位置，解決了生活問題，則夫婦的感情或者可以恢複。她並說武大從前曾有聘請詩人來教書的意思，現在假如去見見王撫五先生，也許有成功的希望，我知道武大教授由教授委員會聘請，私人薦引沒有多大用處；況且現在也不是更換教授的時候，但朱夫人既這樣說，我也不便阻擋，當時就替她打電話給王先生。恰值王先生因公外出，約有幾天才得回山，朱夫人等不得隻好悒悒而去，聽說詩人有一個哥哥在武昌做官，她想去找找他。
二十二年的十月，詩人又到了武昌。這一次穿的是灰色條子土布長袍，頭發梳得頗光滑，言語舉止也比較第一次鎮靜，他說自於安大失業後就沒有找著事，現在生活恐慌得很，不知武大有沒有相當功課讓他擔任，我教他去尋他清華舊同學時方高諸先生也許有辦法。他臨去時，又囁嚅地說武大的事假如不成，他要到安大去索欠薪，但可恨途中又被小偷光顧……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又拿了一筆錢給他。又請他到本校消費合作社吃了一碗麵，替他買了一包白金龍的煙，一盒火柴，他以一種幾乎近於搶的姿勢，將煙往懷中一藏，吸的時候很鄭重地取出一支來，仍舊將煙包藏入懷裏，好像怕人從旁奪了去。我看了不禁暗暗好笑，可憐的詩人，一定長久沒有嗅著煙的香味了。
聽說詩人果然找到方先生家裏要他為曹邱生，果然沒有希望。三天後他又來訪我一次，恰值我進城去了，他坐等了兩個鍾頭才走。自從這次走後，我再也沒有看見他了。
他究竟為什麼要自殺呢？社會雖然善於壓迫天才，但已從許多艱難挫折中奮鬥出來的他，不見得還會遭著青年詩人Chatter-ton同樣慘澹的失敗。他，正像他夫人所說隻要肯好好幹下去，安大的教席是可以與學校相終始的，而他居然為了一點芥子般的小事與學校決裂。大學裏雖站不住，難道中小學不能暫時混混？清高的教授地位雖失去了，難道機關小職員的職分不可以勉強俯就一下？他同他夫人從前愛情如此濃厚，後來變得如此之冷淡，這中間又有什麼緣故？聽他夫人所述種種，似乎家庭之失和，他負的責任較多。一個人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搗得粉碎？為什麼要脫離安適的環境，甜蜜的家庭走上饑餓、寒冷、恥辱、誤解的道路上去？這個謎我以前總猜不透，現在讀了他死後出版的《石門集》才恍有所悟，他有一首詩曾這樣說道：隻要一個浪漫事，給我，好阻擋這現實，戕害生機的；我好宣暢這勇氣，這感情的塊壘，這糾紛！
樹木，空虛了，還是緊抓著大地，盲目的等候著一聲雷，一片熱給與它們以蓬勃。給與以春天……他回國以來的沉默，證明了他靈感泉源之枯竭與創作力之消沉。太美滿的生活環境從來不是詩人之福，“詩窮而後工”不是嗎？他覺得有一種飄忽的玄妙的憧憬，永遠在他眼前飄漾，好像美人的手招著：來呀。但是你要想得到我，須拋棄你現在所有的一切，好像富人進天國必須舍施他的全部財產。這就是那美麗魅人的詩神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