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之後，1975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從西雅圖來的信，告訴我他在台灣認識了韓菁清女士，並已結不解之緣。“我的友好幾乎都持反對或懷疑我的態度……”我將信譯給安格爾聽。我倆立刻各自給梁先生寫了信，告訴他我們十分高興他又找到幸福，不必為外間閑言閑語所擾。我們也告訴他，年齡的差別不是幸福的障礙，甚至文化的區別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了解、尊重、體諒、寬容和忠誠。我和安格爾就是我這輩子見到的最和諧的婚姻。
梁先生立刻又來了信，又是迫不及待地，表示“感激涕零”。他忽然成了個戀愛中的慘淡少年，需要支持，需要保證，需要信心。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給人支持、給人保證、給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沒料到他在愛情麵前也會如此脆弱。就因為這點兒“脆弱”，梁先生才更可愛、可敬、可佩！
梁先生返台以後，我們通信漸少。知道他在台生活很好，也就心安了。據馬逢華先生來信說，梁先生去西雅圖還問起我近況，馬先生說很好，大概他也心安了吧。他在馬先生那兒看到我的一本書：《愛荷華劄記——三十年後》，馬先生說他“愛不釋手”，帶回台灣了。1978年，我回祖國大陸探望我的哥哥和妹妹，安格爾和兩個女兒薇薇、藍藍也同行。30年後又飲長江水，心情激動，回到愛荷華，在百忙中，一口氣寫出了《愛荷華劄記》。1986年，我和弟弟華桐專程回去“尋根”，姐弟倆從重慶坐船，經三峽沿江而下，回到每一個我們生長的地方。戰亂的苦難，家庭的變故，兒時“不知愁滋味”的嬉戲，我們重新又“活”了一遍。每到一地，見到親朋故舊，真個是“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
梁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應該回內地看看。直到1978年才成行。那年我見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和梁先生有不尋常友誼的冰心。她是我想象中的模樣：一座非常典雅的象牙小雕像。年代久了，象牙雕像變色了，但還是細致得逗人喜愛。她愛說：“是嗎？”尾音往上一揚，眼角、嘴角輕輕一翹。她說話很好聽，一個個字珠圓玉潤地溜出來。她談到文革以後第一次文聯大會：“我去了，見到好多老朋友。有的人殘廢了；有的人身體很弱；有的人拄著拐杖上台去講文革受迫害的情形。台上哭，台下也哭。”
我也見到梁先生的朋友沈從文先生，那是1980年，在一個作家宴會上。年輕人已不知沈從文是何許人也。一個年輕人帶著姓名地址去接沈先生來參加宴會。字條上“沈從文”三個字寫得模糊不清。年輕人挨門挨戶找“沈從文”，總算給她找到了。沈先生聽人喚他“沈從文”，大概隻有苦笑吧！我在多年前曾將《從文自傳》的片斷譯給安格爾看。他十分佩服沈先生。宴會上有一位紅光滿麵、微笑不語的老人。我要安格爾猜他是誰。安格爾猜不出來。我對他耳語。
“啊，沈從文！”他大叫，熱烈握他手。
我發現沈先生很少吃菜。他說平時隻吃麵條，吃很多糖。
我問：“為什麼吃那麼多糖呢？對您身體不好呀！”
沈先生笑眯眯地說：“因為以前我愛上一個糖坊的姑娘，沒有成，從此我就愛吃糖。”
梁先生，這些都是您想聽的話。我還有許多話要對您講，滿以為見麵時可以告訴您。但您已經先走了，又是迫不及待地，走得那麼匆匆。
【作者簡介】
聶華苓，1925年出生於大陸，1949年抵台灣定居並從事創作。1964年，由於《自由中國》停刊事件，離開台灣，應聘至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於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創辦“國際寫作計劃”，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詩人前往愛荷華大學進修創作。
自五十年代起，創作了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中篇小說《葛藤》，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聶華苓短篇小說集》、《王大年的幾件喜事》、《台灣軼事》及散文評論集《夢穀集》、《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三十年後——歸人劄記》與《沈從文評傳》等，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多國語文發表，其代表作品為《桑青與桃紅》，被列入亞洲小說一百強之中。著有回憶錄《三生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