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過幾天。武漢大學的同人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歡迎。可是那時候我正病臥在床上，不能夠行動。倒是蔡先生走上百餘級石級，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問。對於一個後輩，而且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看做親切的朋友，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個特點。
就是這一年的夏末——還是次年？暑假時我從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到南京後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時北上，出席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一同相約同行。在車上除了一位基金會的美國董事外，沒有什麼很熟識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處。這時與倫敦旅館中大不同了。自己沒有了拘束的感覺，沒有話的時候也並不勉強的想話說。可是這一次蔡先生談話很多，從中國的政治教育到個人瑣事。特別是過泰安附近時，我們在窗口憑吊誌摩遇難的地點，談了不少關於誌摩的回憶。蔡先生帶了幾瓶南京老萬全的香雪酒，是朱騮先送他在車上喝的。第一天晚餐時我們兩人喝了一瓶——應該說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隻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雖沒有醉，臉卻紅得厲害。第二天中晚兩餐喝了一瓶。蔡先生說這樣正好，聽說他每餐得喝一點酒，但並不多。
車快到北平時，他對我說，中央委員乘車是不用花錢的，所以這一次一個錢也沒有花。心裏覺得有些不安，飯車的賬請我讓他開銷了罷。他說得這樣誠懇委婉，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可是第二天早晨發現不僅飯費，連睡車上茶房的小費他都付過了。車到站時，他又說他帶了一個當差，而且有人來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處運去。所以這一次與蔡先生同行，一個年輕三十多歲的我非但沒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藹體貼的風度。
蔡先生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後重遊舊地，盛受各團體、各個人朋友的歡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兩三個地方。他到一處，一定得與每一客對飲一杯，飲完方離去，所以每晚回家時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他對一切的興趣都很厚濃。故宮博物院歡迎他去參觀時，他進去看了一天。他的腳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無倦容。我們從遊的年輕些的人，都深為驚異。那時候我們認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齡，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事。
那一年以後，除了某年暑假，我與叔華在上海經過到愚園路進謁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沒有再會見過了。
追想過去，自己與蔡先生接觸的次數實在並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給予的影響，卻異乎尋常的大，異乎尋常的深刻。是怎樣來的呢？仔細分析起來，並不是由於蔡先生的學問文章。蔡先生的書我一本不曾讀過。他講演辭和文章，也隻偶然的讀到。對於他的學問文章我沒有資格說話。也不是由於蔡先生的功業。他辦理北大，以致有五四，有新文化運動；他辦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國在科學各有各種貢獻，但是這種種可以使人欽佩，卻不一定使人師法，使人崇拜。蔡先生的所以能給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推求起來，完全是由於他人格的偉大。他應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他待人極和藹，無論什麼人有所請托，如寫介紹信之類，他幾乎有求必應，並不詢問來人的資格學問經驗。可是到了出處大節，國家大事，他卻決不絲毫含糊，而且始終如一，不因事過境遷而有遷就。他是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我與他接觸的機會雖不多，但是先後有二三十年。我無論在什麼時候見到他，蔡先生始終是蔡先生，猶之吳先生始終是吳先生，並不因環境的不同，時運的順逆，而舉止言語有什麼不同。這是說來容易，卻極難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蔡吳兩先生才可以當大丈夫的名稱而無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載1940年3月24日重慶《中央日報》
【作者簡介】
陳西瀅（1896—1970），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1912年去英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1924年在胡適支持下，與徐誌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文藝部主編。1927年與女作家淩叔華結婚，1929年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3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1946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常駐代表。1966年退休僑居倫敦，1970年因病去世。著有《西瀅閑話》、《西瀅後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