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張冠李戴就這樣自然地發生了，“信徒”這個名字漸漸不被人知曉，而將其歌詞冠以“六世達賴喇嘛情歌”的題目。之後，題目成了作品屬性，就如同《道德經》與《老子》並存一樣。
而那首原名是《六世達賴喇嘛情歌》的歌詞，卻確實有倉央嘉措的身影，這首歌詞將其多首意味相近的詩歌整合在一起，並經過了刪改和添加，形成了一首與原作基本無關的歌詞。
第二次張冠李戴，則完全是在第一次文字誤會上的有意行為。這次是一支在青年群體中較有影響的樂隊的重新演繹，它將朱哲琴的兩首歌——《信徒》與《六世達賴喇嘛情歌》融合在一起，並加入了另一首真正的詩歌，形成了一首新作，叫作《倉央嘉措情歌》。
據說這種大雜燴的拚盤歌詞，也曾經由某位年輕的活佛演唱過。
於是，“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成了倉央嘉措詩歌中的一部分——雖然，倉央嘉措跟它沒有任何著作權與署名權的關係。
其實，如果仔細地比照《信徒》與業已被學界認定的“倉央嘉措情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它們的文字風格完全不一致，《信徒》的修辭之複雜、意境之優美、文字之洗練，在“倉央嘉措情歌”中完全找不到一丁點兒影子。
真正的“倉央嘉措情歌”，最早出版於1930年，漢文版本的著作權屬於我國藏學藏語研究的前輩於道泉先生。這本書版本名號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五”，書名《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
它開創了倉央嘉措詩歌漢譯的先河，此後，有1932年劉家駒本、1939年曾緘本和劉希武本等。而且這幾個版本間，也有互相影響的痕跡，再其後的版本，幾乎都是以上版本的“潤色本”。
而在這些版本中，從來就沒出現過“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
但它的流傳確實太廣，讓人以訛傳訛，直至今天，可以預見的是，它還會誤傳下去。
·二·
一個更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倉央嘉措算不算一位詩人？
做這個判斷，首先我們需要知道他寫過什麼詩，寫過多少首詩，以及這些詩的質量如何。
目前學界認為他是寫過詩的，但寫了多少首，沒法認定。
對倉央嘉措詩歌數量做了詳細統計的，是我國藏族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佟錦華先生，他在《藏族文學研究》一書中曾提到：
“解放前即已流傳的拉薩藏式長條木刻本57首；於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漢、英對照本62節66首；解放後，西藏自治區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還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說有1000多首，但沒見過本子。”
而上文提到的於道泉譯本、劉家駒譯本、曾緘譯本和劉希武譯本，在詩歌數目上根本無法統一，誰也說不清楚截至20世紀30年代，民間流傳了多少首倉央嘉措詩歌。
第一次張冠李戴就這樣自然地發生了，“信徒”這個名字漸漸不被人知曉，而將其歌詞冠以“六世達賴喇嘛情歌”的題目。之後，題目成了作品屬性，就如同《道德經》與《老子》並存一樣。
而那首原名是《六世達賴喇嘛情歌》的歌詞，卻確實有倉央嘉措的身影，這首歌詞將其多首意味相近的詩歌整合在一起，並經過了刪改和添加，形成了一首與原作基本無關的歌詞。
第二次張冠李戴，則完全是在第一次文字誤會上的有意行為。這次是一支在青年群體中較有影響的樂隊的重新演繹，它將朱哲琴的兩首歌——《信徒》與《六世達賴喇嘛情歌》融合在一起，並加入了另一首真正的詩歌，形成了一首新作，叫作《倉央嘉措情歌》。
據說這種大雜燴的拚盤歌詞，也曾經由某位年輕的活佛演唱過。
於是，“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成了倉央嘉措詩歌中的一部分——雖然，倉央嘉措跟它沒有任何著作權與署名權的關係。
其實，如果仔細地比照《信徒》與業已被學界認定的“倉央嘉措情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它們的文字風格完全不一致，《信徒》的修辭之複雜、意境之優美、文字之洗練，在“倉央嘉措情歌”中完全找不到一丁點兒影子。
真正的“倉央嘉措情歌”，最早出版於1930年，漢文版本的著作權屬於我國藏學藏語研究的前輩於道泉先生。這本書版本名號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五”，書名《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