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變法失敗，廢八股改試策論沒有真正實施。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經曆過庚子事變而避居河南的慈禧太後及清朝政府，痛定思痛，感到非改革不可，於是將曾經否定過的戊戌變法中的各項改革措施又付諸實踐。該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後發布上諭，規定從次年開始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篇，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生童歲、科兩考也要考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並試《四書》義、《五經》義各一篇。這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當時頒布的禮部、政務處《會奏變通科舉章程》中說：“查各國政治，自以學校、財賦、商務、兵製、公法、刑律、天文、地理為大綱。……現奉新章，以此命題試策，士子講求時務，肄習有素者，自可各抒底蘊。”
1901年8月下詔改革科舉後，鄉試和會試第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篇，1902年秋舉行了科舉革新後的第一次鄉試，各省的鄉試試題涉及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教育、軍事等許多方麵，已經朝現代文官考試轉化。清末最後幾科科舉考試內容已脫離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為講求經世致用。這些策問題目要求聯係當時社會實際，為新政改革出謀劃策。廢止八股文、采用與社會實際有關的問題為考試題目，這是清末科舉製度方麵的重大變動。其改革的幅度之大，變動之劇烈，足以用“變革”稱之。隨後有的西方人士便認為這“毫無疑問是科舉考試製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說，此次改革實際上是非常完全的”。這些改革規定在清末最後兩科鄉試與會試中都得到了遵守和體現。
科舉具有巨大的以考促學功能。科舉革新後，廣大的讀書人不得不改弦更張，準備改習新學，出版商以最快的速度編印出大量以新學為內容的應試資料，而且非常暢銷。光緒二十七年（辛醜，1901年）八月初五，內閣鈔出七月十六日關於變通科舉的上諭。秋七月，上海書局便編纂出版了《中西時務新策彙編》。九月，湖南書商便選編出版了《精選新政應試必讀六種》，內中各冊標明“新學新政通考”，包括中國政治、中國史事、各國藝學策論等。當時還有許多在書名中標示出“新政”的應試備考的書籍，如光緒壬寅（1902年）暮春上海書局石印本《江蘇新政新科考卷》、光緒壬寅（1902年）夏上海書局石印本《新政應試分類必備》，共8冊；光緒壬寅（1902年）京師新政學會印行《中外政治藝學策論》6冊。光緒癸卯（1903年）仲春上海書局石印本《壬寅科變法直省闈藝》一書，扉頁直接題為《壬寅直省新政闈墨》，收有12個直省癸卯科考試題目與部分範文。還有許多戊戌變法時編纂的中外策論書籍被重印出來，如1902年春，觀瀾書局便重印了1898年編好的《中外藝學新策》。
然而，變法失敗，廢八股改試策論沒有真正實施。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經曆過庚子事變而避居河南的慈禧太後及清朝政府，痛定思痛，感到非改革不可，於是將曾經否定過的戊戌變法中的各項改革措施又付諸實踐。該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後發布上諭，規定從次年開始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篇，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生童歲、科兩考也要考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並試《四書》義、《五經》義各一篇。這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當時頒布的禮部、政務處《會奏變通科舉章程》中說：“查各國政治，自以學校、財賦、商務、兵製、公法、刑律、天文、地理為大綱。……現奉新章，以此命題試策，士子講求時務，肄習有素者，自可各抒底蘊。”
1901年8月下詔改革科舉後，鄉試和會試第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篇，1902年秋舉行了科舉革新後的第一次鄉試，各省的鄉試試題涉及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教育、軍事等許多方麵，已經朝現代文官考試轉化。清末最後幾科科舉考試內容已脫離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為講求經世致用。這些策問題目要求聯係當時社會實際，為新政改革出謀劃策。廢止八股文、采用與社會實際有關的問題為考試題目，這是清末科舉製度方麵的重大變動。其改革的幅度之大，變動之劇烈，足以用“變革”稱之。隨後有的西方人士便認為這“毫無疑問是科舉考試製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說，此次改革實際上是非常完全的”。這些改革規定在清末最後兩科鄉試與會試中都得到了遵守和體現。
科舉具有巨大的以考促學功能。科舉革新後，廣大的讀書人不得不改弦更張，準備改習新學，出版商以最快的速度編印出大量以新學為內容的應試資料，而且非常暢銷。光緒二十七年（辛醜，1901年）八月初五，內閣鈔出七月十六日關於變通科舉的上諭。秋七月，上海書局便編纂出版了《中西時務新策彙編》。九月，湖南書商便選編出版了《精選新政應試必讀六種》，內中各冊標明“新學新政通考”，包括中國政治、中國史事、各國藝學策論等。當時還有許多在書名中標示出“新政”的應試備考的書籍，如光緒壬寅（1902年）暮春上海書局石印本《江蘇新政新科考卷》、光緒壬寅（1902年）夏上海書局石印本《新政應試分類必備》，共8冊；光緒壬寅（1902年）京師新政學會印行《中外政治藝學策論》6冊。光緒癸卯（1903年）仲春上海書局石印本《壬寅科變法直省闈藝》一書，扉頁直接題為《壬寅直省新政闈墨》，收有12個直省癸卯科考試題目與部分範文。還有許多戊戌變法時編纂的中外策論書籍被重印出來，如1902年春，觀瀾書局便重印了1898年編好的《中外藝學新策》。
廢八股改試策論，“恢奇特達之彥，鹹奔走相告，謂我中國之經濟學問，皆將以此起點”，而且可以“昌文運、開民智”。當時朝野都認識到科舉考試內容的改變將迅速引導學問的轉向。1901年秋出版的《精選新政應試必讀六種》序文中說：“朝廷銳意求賢，厭棄製藝之空疏庸濫而無用，於今海內儒林競習經世之學，於是乎詔試策論而輔之以四書五經義。蓋將使之有體有用，洞中而達外，博古而通今，得其才足以經國家平天下，非所謂去故而更新者耶！獨是承學之士，往往講求新學。”此類備考書籍發行量往往很大，出版商也估計和期望舉子人人購買。1902年新印《新輯各國政治藝學策論》的編者便說舉子“苟能家置一編，簡練揣摩，臨場默運自得，左右逢源”。“遊遍五洲人”為《中西時務新策彙編》所作序文中也說：“吾知此書一出，定當戶置一編，簡練揣摩，以為投時利器，即有裨於士林，實非淺鮮。”可見科舉新政一出，上行下效，有如影響，對西學起過重要的推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