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岡崎先生，還有一件事我時時記起。那是我結束在日本的記者生活回國兩年以後的事。當時我在外文出版局工作。記得1981年3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日中經濟協會駐北京辦事處的電話，說岡崎嘉平太先生正在北京訪問，他很想見見我。於是，我前往飯店拜訪了岡崎先生。雖然我們分手隻有兩年多，但好似久別重逢，彼此都非常高興。 這次見麵，岡崎先生交給我兩部書稿，說：“我的一位華僑朋友最近把我寫的《我的記錄——飛雪迎春到》和淺井一彥先生的著作《鍺與我》譯成了中文，並托我這次帶來，想在中國物色一家出版社出版，不知有沒有可能？”說罷，他把這兩本書的日文稿同時交給了我。
岡崎先生的那本《我的記錄》，是日本東方書店於1979年3月出版的。出版後岡崎先生就親筆簽名送給了我一本。我拜讀後曾想，如果這本書能譯成中文該有多好。現在既然在日本有人譯成了中文，我們就應該設法在中國出版。我很快地把譯稿轉給了人民出版社，請他們加以考慮。書稿轉去後，一直未獲回音。這一年的11月4日我收到岡崎先生發自東京的一封親筆信。他寫道：
劉德有先生雅鑒
久疏音信。拜察貴兄愈益清祥，謹表慶賀。
近日通過新聞報道得知貴兄出版了關於日本的書籍，我立即在東方書店辦理了訂購手續。我高興地期待著該書能早日到達日本。
今年3月訪華時在北京與貴兄晤麵，曾交給您淺井一彥著《鍺與我》及拙著《我的記錄》的中文譯稿，並請求審查能否在貴國出版，不知結果如何？這兩部書稿，均是受朋友之托，因此，望有結果後能在百忙中示知，是所至幸。
我本人認為在貴國出版此書也許是困難的。如不能出版，希望將原稿退給日中經濟協會駐北京辦事處。
世界形勢日益險峻。愈是在這樣的時候，愈想起1962年秋我第一次訪問貴國時，一天晚上在國務院通過貴兄的翻譯，聆聽尊敬的周恩來總理講話的情景……
對於周總理的仁至義盡的博大胸懷，我們日本人是否已經作出了充分的報答？我再三進行反省，內心感到慚愧。
下次我訪問貴國時，願聽取貴兄直言不諱的教示。
……
不久以後，我收到人民出版社的通知，說暫時不能安排出版這兩部書。我感到遺憾，立即給岡崎先生寫了一封說明情況的信，連同書稿一起托中國科學院外事局一位訪日的朋友帶給了岡崎先生。說實在的，對於未能使岡崎先生的大作在中國出版，我一直感到內疚。特別是岡崎先生逝世後，這種心情更加重了。最近，我聽一位同誌告訴我，岡崎先生的這部大作《我的記錄——飛雪迎春到》在中國已譯成中文並出版。這個消息使我振奮，並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我想，我們現在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岡崎嘉平太先生了。
關於岡崎先生，還有一件事我時時記起。那是我結束在日本的記者生活回國兩年以後的事。當時我在外文出版局工作。記得1981年3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日中經濟協會駐北京辦事處的電話，說岡崎嘉平太先生正在北京訪問，他很想見見我。於是，我前往飯店拜訪了岡崎先生。雖然我們分手隻有兩年多，但好似久別重逢，彼此都非常高興。 這次見麵，岡崎先生交給我兩部書稿，說：“我的一位華僑朋友最近把我寫的《我的記錄——飛雪迎春到》和淺井一彥先生的著作《鍺與我》譯成了中文，並托我這次帶來，想在中國物色一家出版社出版，不知有沒有可能？”說罷，他把這兩本書的日文稿同時交給了我。
岡崎先生的那本《我的記錄》，是日本東方書店於1979年3月出版的。出版後岡崎先生就親筆簽名送給了我一本。我拜讀後曾想，如果這本書能譯成中文該有多好。現在既然在日本有人譯成了中文，我們就應該設法在中國出版。我很快地把譯稿轉給了人民出版社，請他們加以考慮。書稿轉去後，一直未獲回音。這一年的11月4日我收到岡崎先生發自東京的一封親筆信。他寫道：
劉德有先生雅鑒
久疏音信。拜察貴兄愈益清祥，謹表慶賀。
近日通過新聞報道得知貴兄出版了關於日本的書籍，我立即在東方書店辦理了訂購手續。我高興地期待著該書能早日到達日本。
今年3月訪華時在北京與貴兄晤麵，曾交給您淺井一彥著《鍺與我》及拙著《我的記錄》的中文譯稿，並請求審查能否在貴國出版，不知結果如何？這兩部書稿，均是受朋友之托，因此，望有結果後能在百忙中示知，是所至幸。
我本人認為在貴國出版此書也許是困難的。如不能出版，希望將原稿退給日中經濟協會駐北京辦事處。
世界形勢日益險峻。愈是在這樣的時候，愈想起1962年秋我第一次訪問貴國時，一天晚上在國務院通過貴兄的翻譯，聆聽尊敬的周恩來總理講話的情景……
對於周總理的仁至義盡的博大胸懷，我們日本人是否已經作出了充分的報答？我再三進行反省，內心感到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