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命運，總是跟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息息相關。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能有機會多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王震、郭沫若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與日本客人進行會見或會談時擔任口譯。仔細想來，有這樣的機遇和幸運的人，大概也是為數不多吧。
我是1949年春在大連參加工作，1952年調到北京的。像我這樣一個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人能屢屢接觸到全國人民敬仰的革命領袖，並能為他們直接服務，真是莫大的榮幸。我清醒地知道這僅僅是因為工作需要，而絲毫也不能說明我本人有什麼了不起。還是那句老話說得對，是時代和曆史把我推到了這樣一個從未敢想的光榮崗位。
在人生經曆中，我最初所從事的是教育工作，而非翻譯工作。
翻譯工作，我是從1952年冬調到北京參與了編譯日文版月刊《人民中國》以後才開始的。那時主要是學習做些中譯日的筆譯工作。
從這一年的春天起，我國同日本之間的民間往來逐步開展起來，日本代表團衝破種種障礙接踵到中國來訪問，而中國代表團也開始前往日本。這樣，國內對口譯人員的需要逐漸地增多起來。
說到口譯，今天我們的大學培養了大批日語人才，他們活躍在各條戰線。但那時的情況與今天不同。我的意思，不是說那時懂日語的人鳳毛麟角，而是說有一大批從舊社會過來的人被指“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有曆史問題”，不讓他們做外事工作。他們當中有些人不是靠邊站，就是挨整。而我們國家自己在大學裏培養的年輕的日語人才一時又適應不了工作需要。所以，那時被起用的年輕一代的口譯人員，要麼是在新中國成立前曾學過日語，但未在敵偽時期做過事，曆史清白或清楚的人，要麼是上世紀50年代初從日本回國學習或參加新中國建設的愛國華僑青年。1945年日本投降那一年，我才14歲，大概我屬於前者：新中國成立前雖學過日語，但從未替日偽做過事。
隨著形勢的發展，我這個從事筆譯的人有時也被接待單位臨時借調去做口譯。起初，我僅做一般性的生活翻譯，後來慢慢學著做一點場麵上的口譯工作。
我第一次被借調出來做口譯，是1954年7月，日本各政黨國會議員混合組成的代表團在出席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會議後來北京訪問時。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參加接待外賓，印象自然最為深刻。
我看，本書就從這裏說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