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比利很能幹。他當時一心要勸說本區的負責人，想辦法在本區建一個運動場。雖然我們始終沒有得到運動場，棒球製服倒真得到了。
比利這位禿頂大胡子的矮胖子，不僅對小孩子特別愛護，而且對大人的困苦也很關切。他不知化解了多少冤仇，指導了多少新來的移民，他們初到這陌生的地方，一切生疏，他溫和而又耐心地教他們適應這裏的風俗習慣。酒鬼潘雅改過自新，就是他的功勞。
潘雅做零工賺來的錢全換成了酒。有一天，比利看到潘雅在街上踉踉蹌蹌，終於倒在一家門口，呼呼大睡。比利忽然計上心來，去賣了一些東西。下午潘雅醒了，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身上又髒又臭，比利便過去扶住他，帶他到理發店去，給他洗頭、理發、修麵，請他洗澡，換上新衣服，讓他站在鏡子前，瞧瞧自己容光煥發的樣子。
“老兄，”比利說，“你現在和港口的自由女神像一樣了。”
潘雅搖搖腦袋，結結巴巴地說：“我……我像自由女神像？”
“當然啦！”比利興高采烈地說，“你們倆都是自由的象征。你擺脫了酒，自由了。從今以後，你就是這條街名正言順的自由女神像，也是我的助手了。打掃店鋪，開電燈。周薪5元！”
比利在潘雅的新衣上別了一枚別針，上麵是自由女神像。
潘雅的自尊心恢複了，戒了酒，不久之後，當了某公寓大廈的管理員。一直到他死，不論他穿什麼衣服，工作服也好，星期天穿的漂亮衣服也好，胸口總是別著那枚小別針。
現在我就要見比利最後一麵了，我想到自己應該感謝他的地方實在太多。多虧了他，我們許多孩子才領略到美：他告訴我們，一個人隻要有抱負，窮和貧民窟也擋不住上進。車子開進了舊日的街坊，我心裏深深自責，為什麼不早回來，讓他知道我並沒有忘記他。這裏的變化非常大——許多新建的公寓大樓，周圍有草地和樹木，醜陋的舊建築拆了，新建了好幾個廣闊的運動場。我知道許多變化都應該歸功於比利，因為他一直在奮鬥，要求種草種樹，爭取兒童遊樂場，而且他的“老朋友”有些長大成人，還為這一帶的建設出了力。
比利的太太帶我進了臥室，我發現比利也變了。他變得瘦骨嶙峋，臉像瓷器一樣蒼白，隻有烏黑歡愉的眼睛和粗大飄散的八字胡還是老樣子。
“你瞧，我把醫生請來了。”比利太太說。
他在床上稍稍撐起身來。
“走近一點兒，馬克斯，讓我好好地瞧瞧你。”他細細地瞧了我一陣，咯、咯、咯地笑，“你差不多沒有變，記得吧，你媽最喜歡你的那些小卷發，那天我把它剪了，你才像個男孩子。”
我一時說不出話，隻是握住他的手。
“馬克斯，”比利說，“你是能把別人身上的疤去掉的醫生，是吧？”
我點點頭。
“也許你會以為我發癡了，說實話，我年輕時在西西裏，壞得很，野得很。我跟人打架，動刀子，我狠狠地戳了人家幾刀，人家也戳了我一刀，留下一個疤，”他又湊近些道，“馬克斯，我就要去見上帝了。上帝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願讓他看到我的疤。因為我覺得羞恥，你肯不肯把我的這個疤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