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統實用主義哲學對物理學科發展影響頗深。布魯貝克(John S. Brubacher)認為，霍普金斯大學聘請了從事學術研究的科學家和數學家，意味著“美國高等教育開始主要以認識論哲學作為合法存在的根據。”布魯貝克認為，“在建國初期，高等教育所據以存在的合法性根據主要是政治性的。我們把學院和大學看作是提供牧師、教師、律師和醫師的場所。”事實上，這種把認識論作為美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礎，很快就水土不服。美國大學與德國大學不同的地方在於，純研究在德國不需要通過政治論為其辯護，但美國傳統的實用主義哲學要求認識論必須與政治論結合起來，否則學科發展無法找到持久的讚助人。19世紀下半葉，憑借少數幾位慈善家將私人財富用於籌建大學，美國高等教育迎來新一輪繁榮時期。但20世紀前十五年，慈善基金會從一般性地資助大學過渡到資助特定的研究所，並堅持“教學與科研”相分離的原則，導致大學各個科學學科很難獲得資助。並且，研究型大學在促進基礎研究的過程，無法滿足基金會“促進人類福利的目的”的宗旨，於是物質科學學科尤其是物理學科在純研究方麵逐漸失去動力。同樣的，對學術物理學家並不信任的工業部門，自然也很少資助大學純研究。
一戰前夕，美國年輕一代的物理學家逐漸認識到原子物理是現代物理學重要領域之時，卻苦於學科缺少資助人，他們主要通過閱讀期刊論文跟蹤學術前沿。而且，以量子論和相對論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處於創始階段，自身無法從政治論角度論證其合法性，因此學科發展缺乏讚助人和民眾的欣賞是十分自然的。結果是，一方麵，民眾不認為孩子上大學是人生發展道路上非常有意義的經曆，這直接導致物質科學學科難以吸引到最優秀的學生；另一方麵，量子理論作為新興的物理學科，根本無法得到工業界和慈善基金會的廣泛資助。而美國眾多私立大學將科學作為私人的事業，不受聯邦政府的管轄，因此也不會得到政府的資助。
一戰給予美國大學學術物理學家、化學家和數學家一次重要的機遇，即從政治論的角度論證認識論的合法性。在海爾等科學家的爭取下，美國大學學術物理學家積極參與一戰的研究工作，他們在潛艇、火炮定位等方麵全麵戰勝了愛迪生領導的海軍顧問委員會，為學科發展贏得廣泛的資源。他們與工業界、慈善基金會建立緊密的聯係，彼此分享合作研究的理念，為羅蘭於1883年提出的加強純科學研究贏得廣泛的認可，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麵：(1)學科認識論通過物理學家參與戰爭得到“合法化”，即得到民眾、工業界和聯邦政府的認同，為量子理論在美國大學的傳播獲得資助奠定基礎；(2)學科研究職能優先於教學。慈善家不再堅持“教學與研究”相分離的理念，開始全麵資助大學的基礎研究，為學科研究職能的發揮創造良好的條件；(3)純研究的內涵進一步擴大；(4)海爾等物質科學家基於個人的學科信念，設計出美國科學發展的藍圖，核心內容是合作研究和交叉學科的發展，為戰後學科發展提供指南；(5)大學注冊人數激增；(6)工業與大學之間的關係得到改善，為年輕的物理學家提供了廣闊的就業市場。
美國傳統實用主義哲學對物理學科發展影響頗深。布魯貝克(John S. Brubacher)認為，霍普金斯大學聘請了從事學術研究的科學家和數學家，意味著“美國高等教育開始主要以認識論哲學作為合法存在的根據。”布魯貝克認為，“在建國初期，高等教育所據以存在的合法性根據主要是政治性的。我們把學院和大學看作是提供牧師、教師、律師和醫師的場所。”事實上，這種把認識論作為美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礎，很快就水土不服。美國大學與德國大學不同的地方在於，純研究在德國不需要通過政治論為其辯護，但美國傳統的實用主義哲學要求認識論必須與政治論結合起來，否則學科發展無法找到持久的讚助人。19世紀下半葉，憑借少數幾位慈善家將私人財富用於籌建大學，美國高等教育迎來新一輪繁榮時期。但20世紀前十五年，慈善基金會從一般性地資助大學過渡到資助特定的研究所，並堅持“教學與科研”相分離的原則，導致大學各個科學學科很難獲得資助。並且，研究型大學在促進基礎研究的過程，無法滿足基金會“促進人類福利的目的”的宗旨，於是物質科學學科尤其是物理學科在純研究方麵逐漸失去動力。同樣的，對學術物理學家並不信任的工業部門，自然也很少資助大學純研究。
一戰前夕，美國年輕一代的物理學家逐漸認識到原子物理是現代物理學重要領域之時，卻苦於學科缺少資助人，他們主要通過閱讀期刊論文跟蹤學術前沿。而且，以量子論和相對論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處於創始階段，自身無法從政治論角度論證其合法性，因此學科發展缺乏讚助人和民眾的欣賞是十分自然的。結果是，一方麵，民眾不認為孩子上大學是人生發展道路上非常有意義的經曆，這直接導致物質科學學科難以吸引到最優秀的學生；另一方麵，量子理論作為新興的物理學科，根本無法得到工業界和慈善基金會的廣泛資助。而美國眾多私立大學將科學作為私人的事業，不受聯邦政府的管轄，因此也不會得到政府的資助。
一戰給予美國大學學術物理學家、化學家和數學家一次重要的機遇，即從政治論的角度論證認識論的合法性。在海爾等科學家的爭取下，美國大學學術物理學家積極參與一戰的研究工作，他們在潛艇、火炮定位等方麵全麵戰勝了愛迪生領導的海軍顧問委員會，為學科發展贏得廣泛的資源。他們與工業界、慈善基金會建立緊密的聯係，彼此分享合作研究的理念，為羅蘭於1883年提出的加強純科學研究贏得廣泛的認可，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麵：(1)學科認識論通過物理學家參與戰爭得到“合法化”，即得到民眾、工業界和聯邦政府的認同，為量子理論在美國大學的傳播獲得資助奠定基礎；(2)學科研究職能優先於教學。慈善家不再堅持“教學與研究”相分離的理念，開始全麵資助大學的基礎研究，為學科研究職能的發揮創造良好的條件；(3)純研究的內涵進一步擴大；(4)海爾等物質科學家基於個人的學科信念，設計出美國科學發展的藍圖，核心內容是合作研究和交叉學科的發展，為戰後學科發展提供指南；(5)大學注冊人數激增；(6)工業與大學之間的關係得到改善，為年輕的物理學家提供了廣闊的就業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