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內地自然資源的流動也反映出新石器時期道路交通事業的發展與進步。位於沈陽市皇姑區的新樂遺址是迄今約7200年的古文化遺址，也是比較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遺存。考古學家在其中發現有大量經過切割加工的煤精製品［9］，以及大量經過研磨和刮削加工的石墨、赤鐵礦、墨玉雕刻器、玉珠和瑪瑙［10］。經鑒定，這些煤精產於百裏之外的撫順煤田［11］；瑪瑙出自沈陽市蘇家屯區的康家山；玉石出自200公裏之外的寬甸縣。由此可見，原始社會的道路交通，確實是古代人奮力突破自然生態分布局限的初步嚐試，也是人類以勞動改造世界，以勞動開拓生存空間的偉大壯舉。
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已經可以使我們了解新石器時期的道路交通設施。陝西寶雞市金台區的北首嶺文化遺址是一處6000年前的古人類聚居地。考古發掘發現，在3大住宅片區中間有一塊麵積約6000平方米的廣場，廣場附近就殘留有一段結構為4層的道路遺存，不僅路麵十分平坦，而且用獸骨渣、碎鵝卵石、碎陶片鋪墊構築有厚度約8—12厘米的路基層，以及經過火燒硬化達到2厘米厚度的紅土層［12］。由此可見，中國新石器時期的原始人類，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道路修築經驗。
西安市臨潼區薑寨文化遺址是一處6600年前的古人類聚居地，其道路的修築顯得更加有規模，布局也十分講究。專家們從中發現，此處遺存的5大住宅片區均圍繞中心廣場修築有道路，各片區之間也有道路相互連通，路麵以料礓石［13］鋪墊，路基采用火燒硬化土層。其中心廣場西側已經發掘出兩條平行的人工道路，一條殘長53.3米，寬0.7米；另一條殘長12.5米，寬0.75—0.8米，用料礓石鋪設的路麵不僅十分平整堅硬，而且厚度也達到10厘米［14］。
蘇州市吳江市龍南文化遺址是一處5000年前的古人類聚居地，考古學家在此發現一條用碎陶片鋪成的小路，殘長約15米［15］。
河南周口市淮陽縣平糧台文化遺址是一座麵積約3.4萬平方米的古城遺址，迄今約4300年，相傳曾經是太昊伏羲氏［16］的首都所在之地，城內已經修築有整齊的大路和小道，大路的寬度約1.7米，路麵全部采用料礓石鋪墊，出城路段還埋設有陶製排水管道［17］。由此可見，中國新石器末期的道路構築已經有相當完善的配套設施，這表明當時的道路交通工程已經動員社會力量普遍參與。就總體而言，石器時代畢竟是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時代，由於自然環境的束縛，人類還隻能利用自然界的個別要素，依賴於一定地域空間的生存條件。古人所謂“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18］，這應當是新石器時期原始社會道路交通狀況的真實寫照。
此外，內地自然資源的流動也反映出新石器時期道路交通事業的發展與進步。位於沈陽市皇姑區的新樂遺址是迄今約7200年的古文化遺址，也是比較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遺存。考古學家在其中發現有大量經過切割加工的煤精製品［9］，以及大量經過研磨和刮削加工的石墨、赤鐵礦、墨玉雕刻器、玉珠和瑪瑙［10］。經鑒定，這些煤精產於百裏之外的撫順煤田［11］；瑪瑙出自沈陽市蘇家屯區的康家山；玉石出自200公裏之外的寬甸縣。由此可見，原始社會的道路交通，確實是古代人奮力突破自然生態分布局限的初步嚐試，也是人類以勞動改造世界，以勞動開拓生存空間的偉大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