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指出盧梭討論的是政治的根本普遍原理而非單純根據曆史中具體的實在事實來立論，所以其討論的是政治的根本之道，乃道之本源，而非單純事實的推論。當盧梭寫到“民約之條目，本來就未嚐舉之口，亦未聞有筆之書，然其意原乎義本於情，確乎不可易，而凡為民者，未始不默采暗聽，以為邦國之本焉”時，中江對此解道：
“英吉利勉雑母（邊沁）雲，盧騷民約世未聞有若者，彼豈不讀此一段，故為是言邪。盧騷固言，民約之條目，未嚐聞有舉之口筆之書，蓋盧騷尤惡世之論政術者往往徒據實跡而為說，故本書，專推道理立言，論義之所當然，而事之有無，初非所問也，勉雑母論用，而盧騷論體，勉雑母論末，而盧騷論本，勉雑母單論利，而盧騷並論義，其有不合也，固宜。”
此處中江更用中國傳統的本末、體用、義利的關係來說明普遍的理義才是本體。而與義相比，利隻是末，是用，義之優先於利，而與功利主義隻以功利的計算為善惡的標準不同。當然實際上中江並非批評邊沁以實現最大多數的最大快樂為評價任何政策與法律的標準的觀點，而是批判隻計算利害的得失，而否定任何超越性的普遍主義客觀規範與人的內在道德本性的觀念與行為，這恰恰是針對明治日本的現狀而言的。而這正是明治日本在確立近代的社會規範與政治秩序時麵臨的核心問題之一。中江在此點上，致力於提醒日本人民需注意普遍主義的價值理念這一問題，而任何的政治製度都是建立在普遍主義的理念的基礎之上的。
中江政治論的核心即“理義”這一概念，需注意的是中江的“理義”已經脫離了中國原有的“理”的含義，中國原有的“理”是指人與自然相即的人之自然的理，強調的是人的本然自然自爾的與自然的和諧狀態。因此，這個理指向的是一種傳統主義的自然倫理法則，而中江的“理義”，一方麵含有人的內在道德發現能力的含義，但是其理義已經超出了原有的與自然相即的、附著於現實的自然倫理觀的特色，而帶有法蘭西共和政治道德理念的特色，及近代市民的個人倫理規範與政治規範的含義。
相較於中國儒家傳統更注意“仁”這一核心價值，中江更突出“義”這一觀念，而具有將儒家傳統道德與法蘭西共和主義與近代市民社會的普遍主義價值原理結合在一起的傾向。自治是共和主義的一個基本價值，而共和政治的核心即在自治之政。
在譯介盧梭何為自治之國的一節中，中江給出了如下注解：“法蘭西言列彪弗利（republic），即羅馬言列士、彪弗利，二語之相合者，蓋列士言事也，務也，彪弗利言公也，列士彪弗利、即公務之義，猶言眾民之事，一轉成邦之義，又成政之義，中世以來更轉成民自為治之義，當今所刊行諸書往往譯為共和。”
中江指出盧梭討論的是政治的根本普遍原理而非單純根據曆史中具體的實在事實來立論，所以其討論的是政治的根本之道，乃道之本源，而非單純事實的推論。當盧梭寫到“民約之條目，本來就未嚐舉之口，亦未聞有筆之書，然其意原乎義本於情，確乎不可易，而凡為民者，未始不默采暗聽，以為邦國之本焉”時，中江對此解道：
“英吉利勉雑母（邊沁）雲，盧騷民約世未聞有若者，彼豈不讀此一段，故為是言邪。盧騷固言，民約之條目，未嚐聞有舉之口筆之書，蓋盧騷尤惡世之論政術者往往徒據實跡而為說，故本書，專推道理立言，論義之所當然，而事之有無，初非所問也，勉雑母論用，而盧騷論體，勉雑母論末，而盧騷論本，勉雑母單論利，而盧騷並論義，其有不合也，固宜。”
此處中江更用中國傳統的本末、體用、義利的關係來說明普遍的理義才是本體。而與義相比，利隻是末，是用，義之優先於利，而與功利主義隻以功利的計算為善惡的標準不同。當然實際上中江並非批評邊沁以實現最大多數的最大快樂為評價任何政策與法律的標準的觀點，而是批判隻計算利害的得失，而否定任何超越性的普遍主義客觀規範與人的內在道德本性的觀念與行為，這恰恰是針對明治日本的現狀而言的。而這正是明治日本在確立近代的社會規範與政治秩序時麵臨的核心問題之一。中江在此點上，致力於提醒日本人民需注意普遍主義的價值理念這一問題，而任何的政治製度都是建立在普遍主義的理念的基礎之上的。
中江政治論的核心即“理義”這一概念，需注意的是中江的“理義”已經脫離了中國原有的“理”的含義，中國原有的“理”是指人與自然相即的人之自然的理，強調的是人的本然自然自爾的與自然的和諧狀態。因此，這個理指向的是一種傳統主義的自然倫理法則，而中江的“理義”，一方麵含有人的內在道德發現能力的含義，但是其理義已經超出了原有的與自然相即的、附著於現實的自然倫理觀的特色，而帶有法蘭西共和政治道德理念的特色，及近代市民的個人倫理規範與政治規範的含義。
相較於中國儒家傳統更注意“仁”這一核心價值，中江更突出“義”這一觀念，而具有將儒家傳統道德與法蘭西共和主義與近代市民社會的普遍主義價值原理結合在一起的傾向。自治是共和主義的一個基本價值，而共和政治的核心即在自治之政。
在譯介盧梭何為自治之國的一節中，中江給出了如下注解：“法蘭西言列彪弗利（republic），即羅馬言列士、彪弗利，二語之相合者，蓋列士言事也，務也，彪弗利言公也，列士彪弗利、即公務之義，猶言眾民之事，一轉成邦之義，又成政之義，中世以來更轉成民自為治之義，當今所刊行諸書往往譯為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