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社會上到底流通著多少白銀，已無從知道。但是，白銀不僅已經進入普通民眾生活，而且政府稅收中錢數減少，銀數增加，“用銀而廢錢”已是大勢所趨。對此，當時的史書已有清楚的記載。白銀已經具備了貨幣職能。至於白銀的來源，無非是中國本土和國際貿易的流入，很可能後者大於前者。伴隨宋代白銀經濟的崛起，“白銀糾纏”得以發端。
值得提及的是南宋權臣賈似道（1213—1275）。麵對戰爭頻繁，楮幣貶值，物價飛漲，國家卻無力籌集糧餉，賈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減少楮幣的發行，平抑物價，解決軍糧匱乏，挽救軍事危機和統治危機。但是，因為官僚和地主集團的反對與腐敗的吏治，公田法在執行過程中弊病叢生，百姓深受其害，最終以失敗告終。自宋代以來，主流史學界將賈似道列入導致南宋滅亡的奸臣之中。徐瑾在書中評價賈似道時，寫了這樣一段話：“賈似道的悲劇似乎在於在一個沒有充分商業環境的社會推行一種不對等的商業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稱當時的農耕文明的失敗試驗品。即使南宋已經屬於中國商業最為發達的時代，但在舊有權力格局和遊戲規則之下，其實他並不能擁有更多的選項，無論是金融工具還是經濟選擇。”說到底，賈似道隻看到了淺層的土地危機和糧食危機，並試圖用“社會主義”的辦法解決，而不知道深層原因來自金融危機及其背後的白銀力量，最終成為“白銀糾纏”的犧牲者。
（2）“白銀糾纏”和蒙古帝國的貨幣製度。蒙古帝國是橫跨歐亞大陸的全球帝國，沒有一個基本統一的貨幣製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遼闊的疆域中，不乏貴金屬，特別是銀礦資源和白銀貨幣傳統。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烏茲別克斯坦及土庫曼斯坦）等中亞地區就是代表。蒙古帝國貨幣製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銀為代表的貴金屬貨幣替代了以銅和銅錢為代表的賤金屬貨幣，實現了東亞“賤金屬貨幣”與亞歐大陸中西段的“貴金屬貨幣”的融合，且在融合過程中，通過可以兌現的白銀與紙幣，完成了從以銅錢作為計價經濟向以白銀作為計價經濟的轉型。包括元朝在內的蒙古帝國的貨幣製度，通貨統一於紙幣是“表”，計價統一於白銀是“裏”。從此，喚起了世界性的白銀貨幣需求。世界經濟曆史與全球貨幣曆史中的這個轉變，長期被低估。
作為蒙古帝國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獨立的貨幣經濟，元代的貨幣經濟應該是蒙古帝國貨幣體係中的組成部分。元代，唯有紙幣是合法通貨，金銀銅錢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紙幣是以白銀作為儲備貨幣的，即所謂的“銀錢相權”，準許民間紙幣和白銀互兌。徐瑾寫道：“元朝算是古代發鈔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貨幣史學者認為占據貨幣史一席之地，日本學者甚至稱其為‘空前絕後的貨幣政策’。元代不僅開創了純紙幣流通製度，同時設定了無限法償的先例，幾乎是後世各國法幣的前驅。”這樣的貨幣製度，需要有足夠的白銀儲備。元代，曾經有過白銀資源的黃金歲月。那時，不僅多數鈔以銀作為票麵價值，本位也多與金銀掛鉤，民間用銀亦廣泛。例如元曲大師關漢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鈔，也有不少寫銀的地方，《竇娥冤》開篇即說“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個蔡婆婆，他家廣有錢財，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隻是到了元成宗時期（1295—1307），白銀準備金枯竭，紙幣方不可能再兌換為白銀。此時，元代已經進入中後期，民眾為了保護自身財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將紙幣兌換為白銀，導致曾經作為儲備貨幣的白銀流失，大部分沉澱到民間。元朝覆滅的過程很快很短，統治集團對主權瓦解沒有多手準備，撤離中原和返回大漠於倉促之間，基本來不及搜尋民間白銀。
在宋代，社會上到底流通著多少白銀，已無從知道。但是，白銀不僅已經進入普通民眾生活，而且政府稅收中錢數減少，銀數增加，“用銀而廢錢”已是大勢所趨。對此，當時的史書已有清楚的記載。白銀已經具備了貨幣職能。至於白銀的來源，無非是中國本土和國際貿易的流入，很可能後者大於前者。伴隨宋代白銀經濟的崛起，“白銀糾纏”得以發端。
值得提及的是南宋權臣賈似道（1213—1275）。麵對戰爭頻繁，楮幣貶值，物價飛漲，國家卻無力籌集糧餉，賈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減少楮幣的發行，平抑物價，解決軍糧匱乏，挽救軍事危機和統治危機。但是，因為官僚和地主集團的反對與腐敗的吏治，公田法在執行過程中弊病叢生，百姓深受其害，最終以失敗告終。自宋代以來，主流史學界將賈似道列入導致南宋滅亡的奸臣之中。徐瑾在書中評價賈似道時，寫了這樣一段話：“賈似道的悲劇似乎在於在一個沒有充分商業環境的社會推行一種不對等的商業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稱當時的農耕文明的失敗試驗品。即使南宋已經屬於中國商業最為發達的時代，但在舊有權力格局和遊戲規則之下，其實他並不能擁有更多的選項，無論是金融工具還是經濟選擇。”說到底，賈似道隻看到了淺層的土地危機和糧食危機，並試圖用“社會主義”的辦法解決，而不知道深層原因來自金融危機及其背後的白銀力量，最終成為“白銀糾纏”的犧牲者。
（2）“白銀糾纏”和蒙古帝國的貨幣製度。蒙古帝國是橫跨歐亞大陸的全球帝國，沒有一個基本統一的貨幣製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遼闊的疆域中，不乏貴金屬，特別是銀礦資源和白銀貨幣傳統。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烏茲別克斯坦及土庫曼斯坦）等中亞地區就是代表。蒙古帝國貨幣製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銀為代表的貴金屬貨幣替代了以銅和銅錢為代表的賤金屬貨幣，實現了東亞“賤金屬貨幣”與亞歐大陸中西段的“貴金屬貨幣”的融合，且在融合過程中，通過可以兌現的白銀與紙幣，完成了從以銅錢作為計價經濟向以白銀作為計價經濟的轉型。包括元朝在內的蒙古帝國的貨幣製度，通貨統一於紙幣是“表”，計價統一於白銀是“裏”。從此，喚起了世界性的白銀貨幣需求。世界經濟曆史與全球貨幣曆史中的這個轉變，長期被低估。
作為蒙古帝國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獨立的貨幣經濟，元代的貨幣經濟應該是蒙古帝國貨幣體係中的組成部分。元代，唯有紙幣是合法通貨，金銀銅錢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紙幣是以白銀作為儲備貨幣的，即所謂的“銀錢相權”，準許民間紙幣和白銀互兌。徐瑾寫道：“元朝算是古代發鈔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貨幣史學者認為占據貨幣史一席之地，日本學者甚至稱其為‘空前絕後的貨幣政策’。元代不僅開創了純紙幣流通製度，同時設定了無限法償的先例，幾乎是後世各國法幣的前驅。”這樣的貨幣製度，需要有足夠的白銀儲備。元代，曾經有過白銀資源的黃金歲月。那時，不僅多數鈔以銀作為票麵價值，本位也多與金銀掛鉤，民間用銀亦廣泛。例如元曲大師關漢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鈔，也有不少寫銀的地方，《竇娥冤》開篇即說“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個蔡婆婆，他家廣有錢財，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隻是到了元成宗時期（1295—1307），白銀準備金枯竭，紙幣方不可能再兌換為白銀。此時，元代已經進入中後期，民眾為了保護自身財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將紙幣兌換為白銀，導致曾經作為儲備貨幣的白銀流失，大部分沉澱到民間。元朝覆滅的過程很快很短，統治集團對主權瓦解沒有多手準備，撤離中原和返回大漠於倉促之間，基本來不及搜尋民間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