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新疆返回的第二天就結婚了，婚禮在陝西關中鄉下舉行。
婚禮場麵沒有那麼熱鬧，因為家景貧寒，父母年邁，弟妹幼小，實在是無力講排場。婚禮上來了舅舅、姑姑、姑夫、娘姨、姨夫和幾個隨身帶來的孩子。可是還算有點福氣，正巧老天爺降了幾天連陰雨，生產隊上停了工，隊長也來慶賀。家族中爺爺伯伯和幾個哥哥、姐妹，也都冒雨趕來。有幾家左鄰右舍的鄉鄰進禮助興。又恰逢八月十五中秋節，氣氛倒還顯得熱鬧。
中午時分，西北風從田間瘋狂地刮進了村子，陰雲翻滾，天地生瑟，祝賀婚禮的所有人發了大急。緊接著樹枝擺動，秋雨瓢潑，天地好像朦朧一團，但是婚禮的酒席在爸爸用破席和爛塑料紙搭成的宴棚裏舉行，所有人還是興高采烈的。
用白蘿卜和大肉做成的十幾碗飯，一九七六年的那個年代，在百八裏平川鄉下卻是上等的食品。陝西寶雞的白蘿卜、紅辣椒、油潑臊子麵曆代著稱於世。幸虧母親節儉持家，父親勤勞度日，又從本來不寬餘的吃食中省湯節粒，豢養了一頭肥豬。殺豬做臊子，讓我的婚宴顯得倒還體麵。
新娘名叫劉巧兒，是我從新疆帶回來的一個河南姑娘。今年二十歲，長相青秀，我把她一帶回村子，人人見了讚不絕口，原本平靜的鄉村頓生歡樂，氣氛完全變了樣。隊長姓苗名兵，為我們主持了婚禮，我和妻子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心情，悲喜交加。這時，有幾個小孩子們在雨地裏，踩著泥濘的腳步，嬉鬧逗玩，燃放花炮。興許這喜炮的聲音因天氣的潮濕，不是那麼清脆悅耳，震撼人心，卻引得大家滿院的笑聲。高興得父母連嘴都合不攏。就是這樣，我們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舉行了如此特別的婚禮。
下午時分，當我又一次看見滿身泥濘還為我的婚事在我家院落裏忙碌不停的隊長苗兵，我打心裏感激著這位隊長大哥。我們何家村位於岐山縣雍川鎮正中，隊大人多。苗大哥頭大麵善，曲胖身材。說話心直口快，從不抹角拐彎。幹農活力大無比，行行精通，帶頭勤耕，很有鄉興，群眾影響極好，村上的人無不知道他的好人品。
隊長苗兵家住在我們何家村大莊旁邊的小北莊裏，小北莊的人姓苗。苗兵有兄弟四人，解放戰爭時期，彭德懷元帥坐著黃色吉普車來我們村子駐紮，與國民黨胡宗南部展開了著名的“扶眉戰役”。苗兵的父親就在這戰役裏為了新中國成立犧牲了。
回想當年，初中畢業後，當我第一次扛起鋤頭下田的時候，苗兵隊長手把手教我種地務農。後來，又是苗兵送我去參加馮家山水庫大會戰。在那人山人海的戰場上，我增長了不少的見識，逐漸磨煉和形成了一個大西北人寧折不彎的性格。又是隊長苗兵送我去參加了縣組織的農村工作隊，在駐隊當幹部的大熔爐裏，磨煉成了一個新世紀的西北人。
有一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夏收季，事情的發展和起因要從我的父親說起。我的父親叫王君，祖父叫王鳳鳴，祖父和父親幾代從藝，高台勸化，載入岐山縣誌。特別是我的父親，隨祖父七歲學藝，九歲打鼓，十二歲領班社出入在陝西寶雞和甘肅平涼、慶陽一帶，他熟記曆史劇目就有一百七十多本，博通曆史，可以對中國曆史上的三皇五帝說到袁世凱和張作霖。就是這樣一個民間老藝人，“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遭了大難，險些喪了性命，因為演唱曆史劇目，被打成反革命。再到後來，因家出了這事的牽連，全家受屈，日子難熬，我離家出走，沒有車費，費了很大的周折，扒了車到新疆去，但事情卻沒有那麼簡單，當時我隻有十三周歲，沒經過世事，結果火車沒過蘭州，在定西車站就被鐵路工人從油罐車上抓獲了。他們問我到哪裏去：“涵洞之多，扒在油罐車上有生命危險。”我說：“我要去新疆”。那些鐵路工人聽了以後哈哈大笑。有一個好心的叔叔對我說：“上新疆走西口，小娃你還亮著腚眼兒呢，是開玩笑吧。新疆離咱們陝西光路程兩千八百多裏，進了戈壁灘和火焰山，火車都沒有水喝，你還能到那兒去嗎？”他們對走西口說得十分懸乎，使我望而生畏。不過，我渴望，以後我長大成人了，一定要踏上新疆這片土地。第五天，我被鐵路工人送回了岐山蔡家坡火車站，我的精神氣兒完全喪盡……婚禮結束的第二天，我和妻子按鄉下的風俗走親訪友。
幾天的新婚期後，新媳婦立馬三刻進入了角色和老娘一塊拉風箱做飯，全家人吃過晚飯，姐弟回屋休息，爸爸急忙喝了一碗拌湯，吃了一個碗大的餅子，就給生產隊夜間加班幹活去了。秋收的農業社打穀場上，真是五花八門，穀子、豆子堆積如山，高粱、玉米棒高得能絆倒人，再加上雨停天晴，農活之急，既要收割秋天作物，又要開始播種冬小麥，三村六社的莊稼漢和我們何家村一樣，收種為大，忙碌一片。想到這兒，我勸巧兒進新房休息，自個兒想去打穀場地上看看，興許我為父親著想，或是出於莊稼人的本能和感情，出了村頭，一搖一擺地向打穀場地上走去。
夜深人靜，星光滿天，可能是連陰雨的潮濕，雖然天晴了，月亮卻像一把生鏽的鐮刀掛在天空。除了秋收的那一份喜悅，我的心中更多的是憂愁，盲目地在打穀場地上轉了一圈，回到家裏。我們結婚的新房是一間不大的廈房，房內除了一個老式的岐山三鬥櫃和一個一米二三長的木箱，再無其他家具。我清楚地記得，那還是我第一次結婚時，父親把老祖宗遺留下來的這些舊家具，修理了一番並刷了新油漆，那時不敢畫其他的傳統性的山水風景和古代故事，油漆匠人就把一米二三長的箱子分成三段相同的方格，油畫上了革命現代戲《紅燈記》中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肖像。鐵路工人李玉和手提紅燈，身材看上去高大魁梧，頂天立地，他身後的鬆柏蒼青，氣貫長虹。緊接著第二幅就是李鐵梅的人物肖像，長毛辮，大眼睛，秀氣端莊，聰明過人，手舉紅燈，腳步穩健。再來就是第三個小格，那不用說就是鐵梅的奶奶了。按岐山人的風俗舊習，懸吊的木箱為了使用方便，不占房內空間，冬夏春秋的衣服都是裝在了箱子裏，穿時立在炕頭上隨便可取，這是我們岐山人千年的習慣，相似現代人的壁櫃和吊櫃，兒大女嫁辦婚事，最講究的是這木箱子。
夜深了，妻子劉巧兒早進入了夢鄉，我望著她的睡姿，一遍又一遍看著新房內的陳設，思緒萬千。此時此刻，我覺得這個用土坯築起的廈房，寬不到一丈，長不到八尺，破爛陳舊，不堪入目。我心潮起伏，胡思亂想了一會兒，不聲不響地上了炕，脫掉衣服，鑽進被窩，緊貼著妻子的身子，靜靜地躺在那裏。我沒有摟抱她，更不想幹擾她的美夢。幾天來，她每晚都沒有充足的休息，讓她好好地睡一覺吧。這時，我閉上雙目，盡一切努力按捺自己，克製自己，可我翻來覆去地睡不著，一切往事攪得我像一堆抽了骨頭的肉。
我想起了我的前妻，想起了她，淚水潸然而下。我想，我的命運咋這樣苦，老天為什麼對我這樣擺布，前妻名叫張冬梅，原籍四川廣元，時年我家貧如洗，生產隊上是人多勞少的“倒慣戶”，每年連基本口糧都分不到，因為肚子吃不飽，哪裏談得上穿戴和治房產，父母衣袋裏從來沒裝過五元錢，姐弟姊妹一件衣服輪流穿，一條褲子大的穿不上了小的接著穿。有了口子，母親在油燈下縫補，就這樣一直使用到一件衣服成了爛綿渣渣為止。父母勤勞節儉，幸好一點就是和村上的大多數孩童相比，我們姊妹五人六歲以後沒有赤過淨屁眼。記得那一年我十九歲，在村上初中肄業回家。初中和小學學費那年代每學期三元錢，如果要從初中升高中，就得要十幾塊錢的學費，住校和生活費還得再花錢。一碗麵條用糧票二角錢，但有誰知道，農民那裏有進錢的路。我被迫回鄉，放棄學業。後來就參加了生產勞動與牛同行，當了人民公社的新社員。是年，我家西隔壁有個叫王生亮家的嫂子原籍四川人。她看我家父母善良、勤勞、厚道，就是她穿針引線，九回往返四川娘家，托人說媒提親。時間不長，我去了一次四川廣元，就定下了這門親事。經過雙方父母的同意，那一年過春節時，我和張冬梅就成親了。冬梅和巧兒一樣，長相秀氣。說來我們還有緣分，四川嫁過來的女人在莊上不少，有個地主成分的兒子兄弟五人就人四個是四川媳婦，四川姑娘來村上這麼多，當時她們的口語四川音，大家有十個人九個聽不懂，尖叫雜音多，宛如英語和新疆的維吾爾音調，嗚哩哇啦一大串，怪不怪，我和張冬梅第一次在她娘家談笑說話，一聽就懂。所以，有了共同的語言，很快地給這婚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很成功地走到了一塊兒。
張冬梅姐弟三人，她排行老二，上過小學四年級，姐姐冬花和她一樣長得美麗動人。唯有一個小弟弟當時上學讀書，讀了三年書就幫助父親下田勞動上山砍柴，幫助母親縫補漿洗，喂豬放羊。自從冬梅退學後，姐妹二人聯合起來，一切農活都幹，村上的山民都說：“張貴那兩個醜妮兒不要看她們是女娃娃，卻一娃頂兩娃，她們幹農活完全頂得住兩個小夥子。”另外，冬梅比她姐稍有一點兒文化，她愛看書，自個還學了個裁縫的手藝，裁、剪、縫，技藝出眾，特別做那些種種樣式的童裝，得體大方，深受山民的歡迎。她在童裝上用各種絲線繡刺的雞、鴨、牛、羊等小動物和一些奇花異草的圖案，生動形象，自然逼真。冬梅的父親張貴大人，高頭大馬，皮膚黑裏透紅，勁大的能扳倒牛，是個善良、憨厚的山民。他家和我家一樣祖輩貧寒，十分淒涼，以務農維持生計，與黃土世代相伴，冬梅的母親陳氏，她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山村女性，虔心向佛，唯賢積德，在人世間苦度日月。她們全家隻有一個寶貝兒子，名叫張冬生，這娃是冬天裏生的，爹娘就給他起了個名字叫冬生，盼望冬天裏產生春天，長大成才，出人頭地。我初次和他見麵，這娃看起來虎頭虎腦，十分像他老子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