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農”問題解析：理論述評與研究展望-第79章對國內研究文獻的簡單回顧

另外，唐平（1995），魏後凱（1996），萬廣華（1998），白菊紅（2002）等都從不同角度進行農村區域間收入差距分析。總的來說，在早期的各種研究中，對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發展的趨勢的分析和判斷都是一致的，即基本上呈現持續上漲的趨勢；而且都將問題的焦點集中在農村的非農化上，將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作為農村地區之間收入差距主要的解釋變量。

過去10年，國內對農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則趨向於多樣化。其中，萬廣華等（2008）對農村收入差距的現狀作了細致的分析。他們利用傳統的方法（TheilL指數的分解）和一種新方法（子群體分解方法）將收入不平等分解成兩個部分：一是東、中、西三個地帶之間的不平等；二是地帶內部的不平等。並利用生產決定函數對1985-2002年中國農村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進行分解。他們的研究表明，中國農村地區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該差距在地帶間的擴大速度要大於地帶內的擴大速度。另外，20世紀80年代中期東中西地帶間的收入不平等解釋了總的地區不平等的50%，1996年後這一數值一直保持在60%左右。最後，地理與地理有關的因素對總的地區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隨時間下降，但直至2002年其影響仍為最大。章奇等（2007）則利用中國農村的調研數據對農村居民收入流動的現狀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最窮的25%的農村居民收入地位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在增加，而中等收入農民的向上收入流動性卻逐步陷入停滯（這一點跟Galor和Zeira（1993）的模型所預測的結論基本吻合）。另外，該研究發現收入流動性的變動對收入差距變化的作用是在不斷上升的；家庭撫養人口、人力資本稟賦和土地轉包等因素對農村居民的收入流動性有明顯影響。

除了上述的對收入現狀的分析，過去10年，大多數的文獻則側重於從不同的角度來對農村收入差距問題進行分析。黃祖輝等（2005）將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變量確定為農村居民的要素稟賦和村莊外部市場環境，並分別對這兩個變量影響村莊內部和村際之間收入差距水平、收入差距變化的途徑進行了理論分析和闡述；最後基於浙江省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通過基尼係數靜態分解、基尼係數變化的動態分解分別對村莊內部收入差距和村際間收入差距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驗證了理論分析中所提出來的外部市場環境通過改變收入結構來影響村莊內收入差距變化，以及外部市場環境主要通過改變要素收入集中程度並同時改變收入比重來影響村際間收入差距變化的假說。黃祖輝等（2006）用浙江1986-2003年的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通過進行基尼係數的分解，來看企業家才能報酬對農村收入差距的影響以及考察技能、培訓或教育對企業家才能的影響。唐平（2006）基於基尼係數的分解表明農村住戶家庭經營收入不平衡和地區內部收入分配差距是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主體。近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差距的擴大是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的重要原因。高夢滔和姚洋（2006）利用8個省的農村固定觀察點的微觀麵板數據進行分析，他們的研究發現教育和在職培訓是拉大農戶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物質資本，包括土地，對於農戶收入的差距沒有顯著影響。另外，在不同的收入組別上，人力資本的回報都顯著高於物質資本的回報。餘吉祥和沈坤榮（2010）關注的是中國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的地區差距。他們認為中國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的地區差距應由各地區農村居民的非農就業機會差距以及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勞動報酬差距共同解釋，但後者的解釋能力更強。非國有化是導致中國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而教育相對不重要。全球化和城市化，特別是城市化，主要是通過非農勞動報酬來影響工資性收入的地區差距。教育主要導致了非農勞動報酬的地區差距，人均耕地麵積則主要導致了非農就業機會的地區差距。餘吉祥和沈坤榮（2010），高夢滔和姚洋（2006）兩文對於教育在收入差距中的的結論看起來有些矛盾。但是前者用的是宏觀加總數據，關注的是區域收入差距，而後者用的是微觀農村數據，關注的是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兩者有關教育的結論並不具備可比性。類似的從教育角度出發的研究還有鄒薇和張芬（2006）。該文基於對收入差距指標的分解得出以下基本結論：農村各地區之間收入差異的擴大主要來自農村地區間工資性收入的差異，而農村工資性收入水平又主要與各地農民的受教育程度相關。趙劍治和陸銘（2009）利用複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的《2004年中國農村調查數據庫》的數據，來考察社會網絡（社會資本抑或關係）對農村收入差距的影響及其對地區差異的影響。研究表明，中國農村居民的社會網絡能夠顯著地增加家庭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