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基於中國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產業結構、發展路徑以及諸多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各地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呈現出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有時甚至遠遠大於歐洲某些國家之間的差異。而且，地方文化傳統、公眾思維模式、政府治理環境等非經濟因素對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往往遠較一些經濟因素深刻。問題不止於此，這些區域間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在過去30年中不僅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而且越來越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路徑的一部分。
再次，農業密切依存於自然條件，而自然條件的千差萬別則決定了農業生產的區域性特征。中國各地獨具特色的農業生產結構模式，就是在長期的資源配置和曆史的自然發展過程中，通過強製性或誘致性變遷形成的。這就使得農業的區域性結構轉變比其他產業的轉變更為困難，因為區域自然條件製約著區域農業結構轉變的可能性和程度。
還有，在中國現實的政治格局中，各地地方政府具有相對的治權獨立性，這就意味著，即使在同一的製度導向下，區域性的製度安排仍或多或少存在差異性。市場化進程中製度環境的深刻變遷，使得地方政府演變成了擁有特殊利益結構、效用偏好和相當的行動自主性的行為主體，進而形成了地方政府行為以及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區域性和個性化差異。而這種差異性就構成了中國“三農”問題的空間維度的基本內涵之一。
（三）維度三：製度（體製）
製度維度（或稱體製維度）更是考察中國“三農”問題的基本維度之一，即必須將中國“三農”問題及其解決放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製度約束中來加以考察和研判。由此，可以洞察中國“三農”問題產生、演進乃至逐步解決的製度根源及其艱巨性。
要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必須從有關製度安排的選擇和演替中去尋找有效答案。就農業而言，傳統的古典理論認為農業產出取決於土地、勞動和資本的數量。而新發展經濟學認為，農業發展主要取決於能夠不斷提高土地和勞動力生產率的製度安排。製度本身不能增加農業資源，但可以改變生產要素配置的環境和相對價格，從而影響農業發展的方向、速度和效率。製度安排通過對所有製或產權的內容和結構的規定，以及通過對價格和貿易的幹預，製約了農業經營主體行為的深度和廣度，界定了農民權利損益的程度及可能性，因此，製度強烈地影響著農業的盛衰成敗。它是健康的農業發展的關鍵，又是人為的農業衰退的根源。因此，對於中國“三農”問題而言，製度雖不是靈丹妙藥，但無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顯而易見，在所有影響農民、農村和農業發展的因素中，製度居於核心地位。
其次，基於中國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產業結構、發展路徑以及諸多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各地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呈現出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有時甚至遠遠大於歐洲某些國家之間的差異。而且，地方文化傳統、公眾思維模式、政府治理環境等非經濟因素對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往往遠較一些經濟因素深刻。問題不止於此，這些區域間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在過去30年中不僅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而且越來越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路徑的一部分。
再次，農業密切依存於自然條件，而自然條件的千差萬別則決定了農業生產的區域性特征。中國各地獨具特色的農業生產結構模式，就是在長期的資源配置和曆史的自然發展過程中，通過強製性或誘致性變遷形成的。這就使得農業的區域性結構轉變比其他產業的轉變更為困難，因為區域自然條件製約著區域農業結構轉變的可能性和程度。
還有，在中國現實的政治格局中，各地地方政府具有相對的治權獨立性，這就意味著，即使在同一的製度導向下，區域性的製度安排仍或多或少存在差異性。市場化進程中製度環境的深刻變遷，使得地方政府演變成了擁有特殊利益結構、效用偏好和相當的行動自主性的行為主體，進而形成了地方政府行為以及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區域性和個性化差異。而這種差異性就構成了中國“三農”問題的空間維度的基本內涵之一。
（三）維度三：製度（體製）
製度維度（或稱體製維度）更是考察中國“三農”問題的基本維度之一，即必須將中國“三農”問題及其解決放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製度約束中來加以考察和研判。由此，可以洞察中國“三農”問題產生、演進乃至逐步解決的製度根源及其艱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