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碰著那些不易理解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時，通常總是用種族不同來一語了之。我們在這裏可以先看看種族這個觀念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的究竟是什麼？
許多年前，我在美國南部的一個碼頭上登陸，想坐下來等一個渡船。在我麵前有一個很大的木頭房子，漆得雪白，上麵有一個大標誌牌寫著“白色候船室”，當時我對美國的生活方式還很不了解，一看到時我曾想，很明顯的事（房子是白色的）還要寫出來，未免幼稚。我拐到另一邊，又見到一個標誌牌，上麵寫著“有色候船室”。我是剛從新西蘭來的，在那裏毛利人和白種人坐在同一個候車室或同一節車廂裏，在同一家飯館裏吃飯，所以我初次遇到這種“種族隔離”的做法深感莫名其妙。
下麵一段話是我曾在1924年說過的，到了1938年我仍然可以這樣寫：
每個旅行者都知道，在美國南部，這種反映社會不平等的態度甚至更壞。黑人隻能乘一種叫“吉姆·克勞”的黑人專車在州內旅行；為白種人開設的旅館、飯店和遊樂場所都拒絕黑人入內；當每個美國公民都享有公民權時，黑人卻要通過考試才能有選舉權，（至今）還有私刑——諸如此類都是否認黑人可以自由享受其他公民所享有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機會。在南非聯邦，種族隔離同樣存在。法律規定，非洲工人的工資比白人低；不許他們在技術工作上有競爭的機會；要在夜間旅行或在別地住宿必須忍辱取得“通行證”；在一些地方連居住的區域都被隔離。可以把這些情形和美國北部的黑人的地位對比一下。在美國北部沒有南部那些對黑人的歧視的辦法；在巴西或在法國，下議院裏一個黑人當選了副議長，當他就任時，議員中的白種人一樣向他歡呼。
1942年，我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在那裏遇見了拉爾夫·本奇博士。我在倫敦和他有過短暫的接觸。我遇見他時他是美國情報機關的一名小官員，很久以後他才在聯合國飛黃騰達起來。有一次，我和本奇以及另一個人類學者一起在車站上的一家餐館裏用餐。據說全華盛頓隻有在這家餐館裏，我們—— 一個黑人和兩個白人——在一起吃飯才不受到幹涉。在回去的路上，我問拉爾夫·本奇在華盛頓過得怎麼樣。他告訴我：他和他的全家不能到商業區去看電影；他妻子要想買衣服，隻能到非商業區去購買；離他家不遠的拐角處有一所學校，但他不得不用汽車把孩子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上學，因為那所學校是白人孩子上的。有一次我到霍華德大學去，這是一所黑人大學，我想找那裏的人類學者談談，特別想找富蘭克林·弗雷澤，他是美國著名的研究黑人家庭的專家。有一個人類學者聽說我是英國人，就向我講起他最近在華盛頓的一條大街上和一個英國人的一番經曆。那個英國人對我的這位黑人同行說，“我們到酒吧間去喝一杯吧。”我的同行回答說，“我不能進那裏去。”那個英國人說，“怎麼回事？你當然能進去。”他不知道那地方在實行種族隔離。我的黑人同行向我談起這件事時說得非常仔細，就好像在跟一個孩子說話似的。“你看，他不知道我不能進那裏去，但我知道我不能進去。”聽了他的話，我除了感到羞愧以外，還感到我幾乎置身於現實之外，我和他在談論學術問題時還是同行，但突然之間，他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進酒吧間要過一道門，而有人卻不可以進那道門——這不是身體的緣故，而是社會的緣故——因為他是黑人。我抬頭望著美國國會大廈，心裏想：這就是人們認為人人都是自由的美利堅合眾國的首都。
我們碰著那些不易理解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時，通常總是用種族不同來一語了之。我們在這裏可以先看看種族這個觀念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的究竟是什麼？
許多年前，我在美國南部的一個碼頭上登陸，想坐下來等一個渡船。在我麵前有一個很大的木頭房子，漆得雪白，上麵有一個大標誌牌寫著“白色候船室”，當時我對美國的生活方式還很不了解，一看到時我曾想，很明顯的事（房子是白色的）還要寫出來，未免幼稚。我拐到另一邊，又見到一個標誌牌，上麵寫著“有色候船室”。我是剛從新西蘭來的，在那裏毛利人和白種人坐在同一個候車室或同一節車廂裏，在同一家飯館裏吃飯，所以我初次遇到這種“種族隔離”的做法深感莫名其妙。
下麵一段話是我曾在1924年說過的，到了1938年我仍然可以這樣寫：
每個旅行者都知道，在美國南部，這種反映社會不平等的態度甚至更壞。黑人隻能乘一種叫“吉姆·克勞”的黑人專車在州內旅行；為白種人開設的旅館、飯店和遊樂場所都拒絕黑人入內；當每個美國公民都享有公民權時，黑人卻要通過考試才能有選舉權，（至今）還有私刑——諸如此類都是否認黑人可以自由享受其他公民所享有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機會。在南非聯邦，種族隔離同樣存在。法律規定，非洲工人的工資比白人低；不許他們在技術工作上有競爭的機會；要在夜間旅行或在別地住宿必須忍辱取得“通行證”；在一些地方連居住的區域都被隔離。可以把這些情形和美國北部的黑人的地位對比一下。在美國北部沒有南部那些對黑人的歧視的辦法；在巴西或在法國，下議院裏一個黑人當選了副議長，當他就任時，議員中的白種人一樣向他歡呼。
1942年，我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在那裏遇見了拉爾夫·本奇博士。我在倫敦和他有過短暫的接觸。我遇見他時他是美國情報機關的一名小官員，很久以後他才在聯合國飛黃騰達起來。有一次，我和本奇以及另一個人類學者一起在車站上的一家餐館裏用餐。據說全華盛頓隻有在這家餐館裏，我們—— 一個黑人和兩個白人——在一起吃飯才不受到幹涉。在回去的路上，我問拉爾夫·本奇在華盛頓過得怎麼樣。他告訴我：他和他的全家不能到商業區去看電影；他妻子要想買衣服，隻能到非商業區去購買；離他家不遠的拐角處有一所學校，但他不得不用汽車把孩子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上學，因為那所學校是白人孩子上的。有一次我到霍華德大學去，這是一所黑人大學，我想找那裏的人類學者談談，特別想找富蘭克林·弗雷澤，他是美國著名的研究黑人家庭的專家。有一個人類學者聽說我是英國人，就向我講起他最近在華盛頓的一條大街上和一個英國人的一番經曆。那個英國人對我的這位黑人同行說，“我們到酒吧間去喝一杯吧。”我的同行回答說，“我不能進那裏去。”那個英國人說，“怎麼回事？你當然能進去。”他不知道那地方在實行種族隔離。我的黑人同行向我談起這件事時說得非常仔細，就好像在跟一個孩子說話似的。“你看，他不知道我不能進那裏去，但我知道我不能進去。”聽了他的話，我除了感到羞愧以外，還感到我幾乎置身於現實之外，我和他在談論學術問題時還是同行，但突然之間，他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進酒吧間要過一道門，而有人卻不可以進那道門——這不是身體的緣故，而是社會的緣故——因為他是黑人。我抬頭望著美國國會大廈，心裏想：這就是人們認為人人都是自由的美利堅合眾國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