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報傳到神都，武則天極為高興，對待臣說：“昔貞觀(627—649)中具竣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盡複於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遂拜王孝傑為左衛大將軍。明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台三品，榮任宰相。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100號墓出土《汜德達輕車都尉告身》，告身上是這樣寫的：
準垂拱二(年)十一(月)敕，金牙軍拔於闐、安、勒、碎葉等四鎮，每鎮酬勳一轉，破都曆嶺等陣，共酬勳叁轉總染轉。西州汜德達高昌縣可輕車都尉鸞台(都)尉張貴卿等壹佰肆拾肆(人)，並武藝可稱，戎班早預，東逾兔堞，北指龍庭，既著美於摧凶，俾覃恩於賜(服)，(可)(依)前件(行)。延(載)元(年)九(月)廿九(日)(以下25行略)
可見，武則天對收複安西四鎮有功的一百四十四名士兵也進行了獎勵。
“邊疆”本是與“內地”相對而言的。沒有“邊疆”，也就無所謂內地。但是一些著名的大臣，往往看不到這一點，而認為“邊疆”是無補於國家的不毛之地。太宗時的名相魏征持這種觀點。武則天的大臣持此說者也不止一人。武則天是十分注意納諫的，但對於這種言論，則一概棄而不用。
史載，王孝傑收複安西四鎮以後，鸞台侍郎狄仁傑請罷而不守。他上書說：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致者，國家兼之矣。……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周漢前朝遠矣。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成安東，……費用不支，有損無益。……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窺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伏願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敕邊兵謹守，以待其自敗，然後擊之。
雖然狄仁傑是一位很有作為的政治家，但他在這份奏章中，僅僅看到了守四鎮的艱難，而沒有看到棄四鎮的危害；僅僅提出敕邊兵謹守，而沒有看到四鎮對“守邊”的作用。因而“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的建議顯然是錯誤的。狄仁傑的建議一提出，右史崔融立即上書表示反對。他在回顧了唐虞(堯舜)以來“北狄”與中原王朝的關係之後說：
至唐，太宗方事外討，複修孝武舊跡，並南山至於蔥嶺為府鎮，煙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勵精為政，不欲廣地，務其安人。徭戍繁數，周度減耗，複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東向，逾高昌壁，曆車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賀延磧，以臨我敦煌。伏賴主上神鑒通幽，衝機測遠，下嚴霜之令，興時雨之兵，乃命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安西都護閻溫古為副問罪焉。……至王孝傑而四鎮複焉。今若拔之，是棄已成之功，誌久安之策。
顯然，崔融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比狄仁傑高明得多。如果輕率地將安西四鎮廢棄，確實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不僅會喪失數千裏江山，而且吐蕃等得寸進尺，將會帶來更多的麻煩，甚至會使邊疆地區為“絕域”所占，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武則天毅然采納了崔融的意見，保留安西四鎮。而且，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
神功二年(698)，蜀州刺史張柬之上書，請罷姚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始置於麟德元年，治昆明之弄棟川(今雲南姚安)。每年由四川派兵500人戍守，指揮雲南部落聯合抗擊吐蕃。天授中，武則天遣監察禦史裴懷古安撫西南各民族。延載元年(694)六月，洱海地區首領董其率部落20餘萬戶內附。接著，武則天又在姚州增設七鎮，派兵駐守。而在這時，張柬之卻上疏要求罷掉姚州都督府和雲南的一切軍事設施，認為保留姚州都督府是空竭府庫而受役蠻夷，建議“省罷姚府，使隸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金沙江以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武則天斷然拒絕了這種錯誤主張，從而維持了武周政權對“南中”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