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震驚得無法回答。布瑞德利隻憑著他的智慧，就推測出一般間諜是如何進入其他國家，又如何記住那些可能攸關他們性命的假身份細節。要我完全誠實的話，我發現麵對一個我這麼佩服的人，實在很難繼續生他的氣。
布瑞德利說他跟瑪西討論了他的理論，兩人決定拿來試試看。從他們所收集到斯科特·莫道克早年的數據，他們列出了一個包括二十項小信息的列表。她去工作時，他就用計算機下載過去十年每周發行一次的聯邦公報，上頭記載了各種政府派令。
有天傍晚，他和瑪西把那二十項小信息輸入一個搜尋機器人，希望能在那些數量龐大的公報裏，找到一筆數據能符合所有信息。
三十六個小時後，他們得到三筆符合的數據。一個是符合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鎮的郵政編碼—這個人是佛羅倫薩“國際藝術會議”的美國代表團成員—有可能代表一些意義，也可能沒有。另一個是一名貿易隨員，曾是哈佛大學的壁球校隊成員，跟斯科特·莫道克一樣，看起來很有希望—直到他們發現這筆資料是他的訃聞。第三個名叫理查德·吉布森，是美國派去參加日內瓦“世界氣象組織”的一名觀測員。他的介紹中提到他的生日，跟斯科特·莫道克同一天，另外還有他的學曆摘要。高中是就讀考菲德學校。
“我們又去查了校友記錄，但是考菲德從來沒有一個叫理查德·吉布森的學生。”布瑞德利平靜地說。
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和瑪西，從康涅狄格州一種樹的樹名開始，居然查到了理查德·吉布森—我就是用這個身份進入日內瓦，去瑞雪盧私人銀行找馬可斯·布榭的。
吉布森這個姓就證明了他們的原則—現在他們確定這個方法有用，就全速前進。三個星期後，這個方法查出了一個在美國財政部工作的小官員曾去羅馬尼亞參加一個會議。那個人用的名字是彼得·坎波。
“我打電話到羅馬尼亞的財政部，找到一個曾協助籌備那個會議的家夥。他有一份彼得·坎波的入境簽證複印件，還包括了他護照的細節。我一個在美國國土安全部的老朋友幫我查了一下，發現曾有人用同一本護照進入法國。
“根據法國政府的資料，坎波不光是進入了法國，還申請在巴黎定居。在他的申請表格上，他自稱是一個風險基金的經理人，所以瑪西就打電話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但從來沒有一個叫彼得·坎波的人持有證券交易執照，那個風險基金也不存在。”
我沉默看著布瑞德利手伸進夾克口袋，掏出兩張紙，放在桌上。
第一張是從高中畢業紀念冊剪下來的，裏頭是四名考菲德學校的壁球隊成員。其中一個男孩沒跟大家站在一起，好像他是跟這個團隊一起打球，但不屬於其中一分子。他的臉和名字都圈起來：斯科特·莫道克。
第二張紙是附在彼得·坎波申請法國居留權表格上的護照照片。無疑地，這兩張照片裏的是同一個人。我。我什麼話都沒說。
“所以我是這麼想的，”布瑞德利說，“斯科特·莫道克讀過考菲德學院，接著去哈佛大學，然後加入了政府的一個秘密單位。他變成特務，用過一百個不同的名字，其中一個是坎波—”
我還是低頭看著那張紀念冊上的照片，設法回想壁球隊裏的成員們。其中一個叫戴斯特·科克朗，是個超級討厭鬼，我還記得大家都討厭他。至於其他人還更混蛋，但我完全不記得他們是誰了。心理學家會說，這是刻意壓抑。
“或許莫道克醫生被踢出了諜報世界，也或許他就是厭倦了—不曉得，”布瑞德利說，“但他拿著坎波的護照進入法國，寫了一本書把自己所知道的傳授給讀者，然後出版了，作者名字是借用一個死去的聯邦調查局探員裘得·蓋瑞特。”
我還是沒反應，於是布瑞德利聳聳肩。“所以我們兩個現在就在這裏了。”
沒錯，而且無疑地，布瑞德利和他太太完成了一件出色的任務，可是就像我之前說過的，今天他們能查到，明天就會有別人查到。
我現在隻剩一件事情能做，於是我站起來。該是跑路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