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父母則跟在調皮的小孩後麵追逐著，這樣的情景看起來令人心煩意亂。魏子淇似乎被那一切鎮住了，他一走進醫院，就在門廳那兒停下了腳步。一個城裏人從後麵撞上了他，然後一邊走一邊壓低嗓子罵了一句(“滾開點！”)。魏子淇穿了一條黃布褲子，上身是一件草綠色的公安製式背心。在城市裏，他這身迷彩裝束好像還真有點管用。人們用胳膊肘推擠著他，把他完全擠到了邊上。他於是向醫院的員工求援，可那些人隻揮揮手就把他給支開了。他還不如隱身吧——如果你一身農民打扮就進了城，情況多半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辦法，我隻好抱起魏嘉，向著信息谘詢窗口走了過去。服務人員聽得十分專心，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問題。當她看到這個小孩抱在一個老外手裏，而不是一個農民手裏，事情頓時便有了差異。那女人告訴我，該到什麼地方查血。於是，我們交了費，跟在一群病人後麵排隊。血液檢測站外麵的牆壁上，有一副標語：
有你們的配合，我們的經驗
我們一定會照顧好你們的寶貝
等待的長隊裏有二十多個寶貝。每一個寶貝起碼有兩個大人陪同，個別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隊人馬陪伴著。在中國的城市裏，小孩子變成了一種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們圍著他轉得越近，仿佛是一顆顆大行星圍繞著一個小太陽在軌道上運轉。可是這樣的親近關係絲毫不利於紀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廳裏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嗬斥和叫喊。寶貝們在大廳裏相互追逐，時而鑽進排著的隊伍，時而鑽出。到了抽血的時候，他們大喊大叫著，仿佛麵對的是一場場血腥謀殺。我們在那裏等了不到五分鍾，就有一個寶貝直接嘔吐到了地板上。還有一個小女孩，掙脫了圍繞著她轉動的那些大人們，溜進了檢測區，對著那一堆堆試管搗鼓起來。“放下！”一個護士拍了拍她的小手，厲聲喝道。
村莊 村莊（16）
當時，魏嘉是等待大廳裏穿著最差的小孩兒。他穿了一件髒兮兮的綠色運動衫，布鞋上腳趾頭的部位穿了幾個大洞，脖子上留著幾道灰塵印跡。但他顯得很平靜——我對此十分感激。等排到長隊的最前頭時，他又皺了皺臉。他的父親又說了一句——“老實點！”——查血這道程序就算結束了。
後來我才明白，隻有傻瓜才會在節假日去兒童醫院看醫生。看病的醫生們一心想著病人們趕緊走光——他看了看魏嘉的檢查結果，在一張紙上潦草地開好了處方，然後對我們說，孩子需要多休息。我們去取了藥：一瓶維生素C片。回去的路上，我決定走一走新建的八達嶺高速公路，那父子倆都顯得緊張起來。“我們走的是高速公路，”魏子淇給孩子解釋道。“你看，這條公路好寬哦——所以，那些車在上麵開得很快。”小男孩睡著了，但我們到燕山的時候，他的父親叫醒了他，他想讓他的孩子好好地看看他經過的第一條隧道。回到三岔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曹春梅和眯眯拿著手電，站在公路的盡頭處等著我們。眯眯告訴我，我們剛一走，小男孩的母親就不住地擔心孩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魏子淇把醫生說的那些話照著說了一遍，不停地安慰著她。然後，他們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可那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著，腦海裏情不自禁地想著同一件事——白血病。我在童年時代所經曆的生病吃藥問題多於常人。小時候，我因為哮喘和肺炎住過院。而且，很容易遭受外傷——我可以劃入那種小孩兒之列，父母總是在給醫生打電話，不是骨折就是受了重傷。個頭是原因之一：我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1974年，我年滿五歲，但體重隻有三十多斤——個頭並不比魏嘉大多少。幼兒園的保育老師建議我留級一年，讓個頭長大一點。
魏子淇跟我差不多同齡：我生於1969年6月，比他大兩個星期。有一次，我們談起了各自的教育經曆，對我們升學的年份做了一番比較。過了一會兒，他狡黠地打量著我：“你留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