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實技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騖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製《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聖人製作之本意也。
秦漢時期的銅車馬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禦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舍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
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短術，以經論通變者，創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卷，名曰《反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欲，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譯文】
製造車子的人，生怕別人不富有而不買他的車；製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殺傷力不強而不買他的箭。他們這樣想是真的對別人心存愛憎嗎？不是，實際上是技術、職業的緣故驅使他們這樣去做的。由此我們便可明白為什麼當世那些心懷高遠之才一讀縱橫謀略之書後便巴不得天下大亂；一旦通曉兵法戰略，便希望發生戰爭了。這是向來就有的說法，也是人之常理。正因為如此，孔夫子在探究其根本之餘，又擔憂它的弊端，於是著《春秋》以光大王道；述《孝經》以褒獎德行。我們講防微杜漸，就是說要有所防範。這也是聖人著述的根本意圖之所在。
然而，製定方針、政策治理國家，當這種方針、政策出現問題時必然會禍亂國家。到了那個時候，又該如何應對呢？因此，統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聽說因循守舊會成功的。夏、商、周三代禮數不同，春秋五霸法令各異。這並非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而是為了避免出現相同的弊端、錯誤。正因為如此，盡管國家的風貌相似，但治理之道卻並不相同；聖人、先哲雖然風格相近，但帝王的名號卻往往有別。這難道不是因時因地確定自己的管理方式，依據經驗教訓順應客觀規律而成就自己大業的表現嗎？在因地製宜製定政策的時候，社會風氣的好仿古銅彩犧耳尊壞完全由社會條件決定；在借鑒以往的經驗教訓治理國家時，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都是由社會發展的狀況所決定的。因此，古人治國之道主要有以下三種選擇：王道者采取教化的方法；霸道者則采用強力威懾；強道者采取強權脅迫的辦法。之所以如此，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隨便替換。管仲曾說：“聖人應該順應時勢，而不能逆時而動。智者雖然精於謀劃，但終究不如順時而動高明。”鄒忌則說：“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來匡正時弊、查缺補漏的。適合時宜的話就運用它，一旦過時就舍棄它。”依此來看，應當實行霸道時卻以王道去教化，結果總會適得其反；應當重視強權卻以霸道去威脅終將謬誤百出。如果時逢天下大亂，人心詭詐，傳統的道德觀念也分崩離析，這時卻要遵從先王的傳統，推行倫理道德教育，這好比等待越地識水性的人來救此地的落水者，或是請求那些尊貴的人來救火一樣。可以是可以，可這是我們所說的“通於時變”嗎？
霸道是一種複雜的政治，是一種黑白夾雜，並不單純訴諸於道德教育的政治。這種治國之道隻求最終結果，並不關心過程；隻強調宏觀大局而並不在乎細枝末節。盡管這種治國之道在仁義道德上不及堯、舜、禹，但在穩定時局、平定動亂這一點上，二者卻是相同的。我擔心有的儒生太局限於書本而不懂王道和霸道的真正區別，所以專門著述長短術，用以分析變通之理，共立題目六十三篇，合在一起為十卷，把其命名為《反經》。本書旨在探討如何鞏固統治基礎，改革時弊、撥亂反正，挽救國家於危亡之中。所述各篇，也都是借鑒前人經驗教訓的深謀遠慮，經邦濟世的上上之道。我並非以此來嘩眾取寵，博取虛名。之所以寫下我的見解，是為了拋磚引玉，以待後世的英哲才俊們繼往開來。如果有在位的帝王能看到這本書並去仔細研讀，那便是我莫大的榮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