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八十年代末，中國知識界在紀念五四時所做的討論，還比較切合曆史的實際的話，那麼，場景置換為九十年代，結論就整個地顛覆過來了。與此相關的是，法國大革命在中國知識界所遭逢的命運也大致相同。這種前後態度的變化不是偶然的。此後的情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方麵消弭知識分子意識，一方麵製造知識分子神話。五四，包括其中的人物，比如魯迅與胡適，在這裏便都成了特別的符碼，被倒轉的手勢，推向一個預設的秩序主義的意義場域之中。
幾年前，曾寫過一篇《五四之魂》，對五四精神的遷變作過一個粗略的勾描，自覺框架還算合理。某日與朋友談及知識界，於是起了重印的心思。承蒙廣西師大出版社鄭納新先生慨允，便將該文從大象版《自製的海圖》中抽出，加上此前發表的《胡風集團案》，以及十餘篇短文，編成這個集子。
書名取巧用了首篇的題目，副題作“知識分子精神史”，意在表明全書的一個較為一致的思路，實際上，這些年來我也確曾注意及此。所謂“史”，明顯是誇大了的說法，隻是借以顯示精神演變的一條線索而已。
曆史始終使我心存敬畏。
如果說八十年代末，中國知識界在紀念五四時所做的討論，還比較切合曆史的實際的話，那麼，場景置換為九十年代，結論就整個地顛覆過來了。與此相關的是，法國大革命在中國知識界所遭逢的命運也大致相同。這種前後態度的變化不是偶然的。此後的情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方麵消弭知識分子意識，一方麵製造知識分子神話。五四，包括其中的人物，比如魯迅與胡適，在這裏便都成了特別的符碼，被倒轉的手勢，推向一個預設的秩序主義的意義場域之中。
幾年前，曾寫過一篇《五四之魂》，對五四精神的遷變作過一個粗略的勾描，自覺框架還算合理。某日與朋友談及知識界，於是起了重印的心思。承蒙廣西師大出版社鄭納新先生慨允，便將該文從大象版《自製的海圖》中抽出，加上此前發表的《胡風集團案》，以及十餘篇短文，編成這個集子。
書名取巧用了首篇的題目，副題作“知識分子精神史”，意在表明全書的一個較為一致的思路，實際上，這些年來我也確曾注意及此。所謂“史”，明顯是誇大了的說法，隻是借以顯示精神演變的一條線索而已。
曆史始終使我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