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年輕學者認同儒學是好現象，這些人對儒學價值認同感很強，這是好事。但是如果是為了標榜自己，從而遮蔽現代儒學研究發展、傳播的現狀，這就會出現弊病。他們有一個觀點，就是認為在重點大學的中國哲學學科裏的學者，隻是把儒學知識化、邏輯化。這種說法帶有反智主義的特色，也是宗派主義的。儒學在當代的發展，要團結和肯定在各個方麵的文化努力。
二、 文化保守主義論衡
1 最早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奎鳳：我們看到80年代以來，在每個時代的關鍵時刻，您始終站在時代文化的中心，來代表儒學和中國文化的立場，回應各方麵的批評和挑戰，因此，可以說文化儒學一直是您學術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麵。回顧您的儒學思想，我覺得您1987年參加菲律賓馬尼拉“新時代的中國”國際討論會所提交的論文《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前瞻》非常重要，在那裏您對文化保守主義作了肯定，這在當時反傳統盛行的時代是很不容易的。在您今天看來，這篇文章有什麼意義？
陳來：你說的沒錯，1987年我在馬尼拉開始講文化保守主義的問題。那篇文章最重要的一點是，最早提出了對文化保守主義的肯定。我當時認為，從“五四”那個時代，甚至更早，一直到80年代中期，思想文化界有一個基本的線索，一方麵是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和體驗的文化保守主義，另外一方麵是出於對現代化的急迫的關切所產生的反傳統思潮，這兩個方麵的起伏交叉構成近代思想的基本格局。從國內來講，對文化保守主義最早的一個肯定，就是那篇文章。當然，除了文化保守主義，我還講到文化民族主義的觀點，也肯定了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認為中國文化以及它的各種人格的體現，因為有長久的曆史，所以它不會輕易向外來的文化壓迫屈服。即使是和平交流、文化交融，消化吸收也要有一個很長的時間，不會輕易地向外來文化屈服，不會輕易地放棄文化的主體性。這裏麵就包含有文化民族主義的問題。1987年的這篇文章重要之點就是最早地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文化民族主義以及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2 我的文化觀是保守的，也是開放的、批判的
奎鳳：90年代中期以後，一些青年學人開始提倡文化保守主義，其實您早在80年代就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80年代後期，在很多人眼裏，傳統和現代似乎勢不兩立。您當時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認為傳統與現代的緊張是不必要的。那麼您的文化觀有著怎樣的一種複雜性？
陳來：1989年初我寫的紀念“五四”的那篇長文（《化解傳統與現代的緊張——“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全文在香港發表，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在《讀書》1989年第5期發表，那裏麵突出講到文化保守主義和激進功利主義，認為這是“五四”時期文化思潮一個基本的對立，這篇文章顯然是對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進一步論述和肯定。後來的《20世紀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以及我在1997年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的《人文主義的視界》一書“序言”中也整個論述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問題。《人文主義視界》本來的名字叫《文化激進主義批判》，後來改的。當然，其中我也說文化保守主義這個概念有它的局限性，我的文化觀就某些方麵來講，就傳統文化來講，是保守主義的，但這隻是我的文化觀的一個方麵；全麵來講，我的文化觀既是開放的，也是批判的，同時也是保守的。丹尼爾·貝爾就曾講他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經濟上是社會主義、文化上是保守主義。一個人可以是三種主義結合的結構，他的立場不一定是單一的。就我來講，文化觀也不是單一的，不僅僅是保守主義，包含著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也包含著對文化的批判性思考。所以我不傾向用一個簡單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標簽來定位自己。
應該說年輕學者認同儒學是好現象，這些人對儒學價值認同感很強，這是好事。但是如果是為了標榜自己，從而遮蔽現代儒學研究發展、傳播的現狀，這就會出現弊病。他們有一個觀點，就是認為在重點大學的中國哲學學科裏的學者，隻是把儒學知識化、邏輯化。這種說法帶有反智主義的特色，也是宗派主義的。儒學在當代的發展，要團結和肯定在各個方麵的文化努力。
二、 文化保守主義論衡
1 最早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奎鳳：我們看到80年代以來，在每個時代的關鍵時刻，您始終站在時代文化的中心，來代表儒學和中國文化的立場，回應各方麵的批評和挑戰，因此，可以說文化儒學一直是您學術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麵。回顧您的儒學思想，我覺得您1987年參加菲律賓馬尼拉“新時代的中國”國際討論會所提交的論文《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前瞻》非常重要，在那裏您對文化保守主義作了肯定，這在當時反傳統盛行的時代是很不容易的。在您今天看來，這篇文章有什麼意義？
陳來：你說的沒錯，1987年我在馬尼拉開始講文化保守主義的問題。那篇文章最重要的一點是，最早提出了對文化保守主義的肯定。我當時認為，從“五四”那個時代，甚至更早，一直到80年代中期，思想文化界有一個基本的線索，一方麵是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和體驗的文化保守主義，另外一方麵是出於對現代化的急迫的關切所產生的反傳統思潮，這兩個方麵的起伏交叉構成近代思想的基本格局。從國內來講，對文化保守主義最早的一個肯定，就是那篇文章。當然，除了文化保守主義，我還講到文化民族主義的觀點，也肯定了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認為中國文化以及它的各種人格的體現，因為有長久的曆史，所以它不會輕易向外來的文化壓迫屈服。即使是和平交流、文化交融，消化吸收也要有一個很長的時間，不會輕易地向外來文化屈服，不會輕易地放棄文化的主體性。這裏麵就包含有文化民族主義的問題。1987年的這篇文章重要之點就是最早地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文化民族主義以及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2 我的文化觀是保守的，也是開放的、批判的
奎鳳：90年代中期以後，一些青年學人開始提倡文化保守主義，其實您早在80年代就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80年代後期，在很多人眼裏，傳統和現代似乎勢不兩立。您當時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認為傳統與現代的緊張是不必要的。那麼您的文化觀有著怎樣的一種複雜性？
陳來：1989年初我寫的紀念“五四”的那篇長文（《化解傳統與現代的緊張——“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全文在香港發表，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在《讀書》1989年第5期發表，那裏麵突出講到文化保守主義和激進功利主義，認為這是“五四”時期文化思潮一個基本的對立，這篇文章顯然是對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進一步論述和肯定。後來的《20世紀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以及我在1997年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的《人文主義的視界》一書“序言”中也整個論述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問題。《人文主義視界》本來的名字叫《文化激進主義批判》，後來改的。當然，其中我也說文化保守主義這個概念有它的局限性，我的文化觀就某些方麵來講，就傳統文化來講，是保守主義的，但這隻是我的文化觀的一個方麵；全麵來講，我的文化觀既是開放的，也是批判的，同時也是保守的。丹尼爾·貝爾就曾講他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經濟上是社會主義、文化上是保守主義。一個人可以是三種主義結合的結構，他的立場不一定是單一的。就我來講，文化觀也不是單一的，不僅僅是保守主義，包含著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也包含著對文化的批判性思考。所以我不傾向用一個簡單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標簽來定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