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被俘人員在“新劇團”的情況(2 / 2)

馬步芳政權的殘酷迫害和肆無忌憚的虐殺,激起了被俘人員的無比憤慨,有幾個性如烈火、不堪壓迫的人,曾多次提議設法把馬步芳幹掉。張琴秋知道後,立即通過各種途徑,給大家剖析了“西安事變”後在國內出現的新形勢,提出了“爭取活著回‘家’”的意見。她說,不要蠻幹,不要亂來,幹掉馬步芳容易得很,演出的時候一顆手榴彈下去就行了。但是,他死一個人,我們得全死,這樣劃不過賬。我們要爭取活著“回家”,也不能缺胳膊少腿的“回家”,因為我們“回家”以後,還有許多事情要去做。她的一席話,解開了大家的思想疙瘩,製止了冒險盲動行為的發生。

新劇團被俘人員鬥爭策略的轉變,並沒有使敵人變得心慈手軟起來,相反,虐殺迫害更加瘋狂。一次,我從馬步芳中校副官馬正虎那裏得悉,馬步芳要將一些被俘人員活埋、暗殺。我立即趕到新劇團,告訴了王定國、宋時華等人,要她們千萬小心,見機行事。經過我們商量,她們積極做好逃走準備,我也為她們籌助路費和幹糧。當時,我還為她們五個人拍了一張照片留作紀念,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丟失了。

正在張琴秋等人積極準備逃脫虎口的時候,盧溝橋的抗戰炮聲響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實現,這就為他們的前途命運帶來了轉機。在此之前,由於叛徒的出賣,敵人終於得悉苟秀英就是大名鼎鼎的張琴秋,因而張琴秋同陶萬蓉、吳仲廉三人,被國民黨青海省黨部特派員、軍統特務李曉鍾和複興社特務分子原春輝等,於8月中旬解至南京,交給了南京反省院。但不久,她們即為中國共產黨駐南京的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營救出獄。

王定國等人在1937年端陽節後,被調至張掖韓起功部不久,即經過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的黨中央代表謝覺哉營救,回到黨的懷抱。以後,楊萬財被調到馬步芳騎兵暫編第一師,並隨軍東下參加抗日戰爭。該師參謀長趙仁對他頗為同情,部隊開至西安時,趙仁即暗中允許他帶上槍馬回歸延安,從此,楊萬財亦如蛟龍歸海,直奔抗日前線了。

光陰荏苒,屈指已40多年了。1982年三四月間,我意外地收到了王定國、楊萬財熱情洋溢的致意信。王定國同誌在信中說:“我是1936年到1937年在青海一百師劇團裏的王定國,你還記得吧?”楊萬財同誌的信說:“你這幾十年可好吧?這幾十年來,我和定國同誌經常談到你在革命低潮時對我們的幫助。想到這些,我們是很感激你的。”王定國同誌還在另一封信裏回述了一些往事:“你當時是保護我們的,常常為我們說話,有一次晚上,趙永鑒打我們,你還同他吵了起來。在物質上你也多次幫助過我們。過冬時,你為我買過一雙棉鞋;去張掖時,你來送行,還給我們20塊白洋作為盤費……”

原來,王定國同誌和楊萬財同誌得知我還健在,便先後來信,並邀請我到他們那裏去作客。1982年5月,我到了北京,和他們促膝暢談,知道張琴秋和吳仲廉已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楊萬財同誌現名楊林,在天津駐軍某部擔任政委,陶萬蓉同誌在大連工作,王定國同誌任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9月,王定國同誌來青海搜集西路軍史料時,還特地在青海省政協主席沈岑等同誌的陪同下,到我家裏看望我、鼓勵我。這種感情確實使我老淚縱橫,感慨萬端,浮想聯翩。想到過去,我為黨做的工作實在微不足道而內疚;想到現在,我對組織上的體貼關懷而不安。自然,我沒有把這些僅僅看做是個人之間的深情厚誼,而是看作黨對困難時期黨外朋友永不相忘的一種真誠體現,因而就更加激勵和鞭策著我,在古稀之年要為黨為人民進一步貢獻自己的餘熱餘光!

錄自《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作者綻永貴,青海西寧人,畢業於國民黨南京中央軍校,曾任馬步芳部第一○○師少校、中校參謀,1949年9月起義,解放後在西寧市政府係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