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對我們不屈服的女紅軍，施用各種非人的刑罰，把我打得死去活來。經過幾次拷打，把我的一條腿打斷了，我還是不屈服。到了1938年秋天，姐妹們都走光了，我還在監牢中受苦受難。監獄旁邊有一家姓高的大嫂，聽說有個女共產被折磨得很可憐，就讓她的弟弟半夜翻牆進來，擰開門鎖，把我救出，我隨即離開武威，一心想去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找黨。一路上翻山越嶺，好不容易走到永登，又遇到民團的堵截，我怕重新陷入敵人的魔掌，隻得再入祁連山，逃到武威南山的張義堡一帶，靠給人幹雜活度日。
一晃就是10年，1949年9月，武威解放了，我立即到張義區政府，說了我的紅軍經曆，並積極參加地方建政、剿匪、土改、反霸，幫助區政府做群眾工作，帶頭給誌願軍做鞋襪。不久，我當上了區婦聯主任。當年冬天，有一股土匪準備襲擊區政府，我聽到消息後，背著五個月的孩子，連夜到區上報告，區政府立即召集民兵做好準備，粉碎了土匪的圍攻。土匪揚言要殺我，我說：“我要怕死，就不參加革命了，今天，共產黨已把全國都解放了，還收拾不了這幾個殘匪!”
解放後的新生活，給我帶來了歡樂和幸福，可是有一件心事卻一直縈繞在心頭，這就是我的黨籍問題。自從1939年流落到武威以後，我裝作啞巴要飯好幾年，到處尋找黨的組織。1942年，我在石嘴子找到了原紅四方麵軍婦女工兵營營長楊文局同誌，我們約好一起去找地下黨。有一天，我們遇到一個做買賣的四川人，以為他是地下黨的，就帶到家中，正在探問，被人發現，就驚散了。1949年剛解放，我就向區長說過自己的心事。1950年，我又向區委書記提出了口頭申請。1951年我請人寫了書麵申請。此後，幾乎每年都向區領導遞交一份要求恢複黨籍的材料。但是，區上領導調動頻繁，工作頭緒多，顧不上調查我的問題，所以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1957年元旦，我意外地收到一件掛號信，地址是酒泉新生被服廠，拆開一看，原來是老戰友楊文局同誌向我問好，她已經擔任了新生被服廠的黨支部書記，問我有什麼困難，如果想參加工作，可以到酒泉來。我把信捂在胸口，一股暖流湧上心頭，自己的組織問題解決有希望了。我連忙打點行李，帶著孩子來到酒泉，在被服廠當了工人。我又向黨支部提出了書麵報告，申請恢複黨籍。但是，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我的問題一擱再擱，一直未得到解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我鼓起勇氣，先後給中央組織部、省委、地委寫信、寫報告，要求恢複黨籍。各級組織對我的報告很重視，一封封調查信寄了出去，一個個外調人員派了出去。經過幾年的調查，我的曆史終於查清。1985年12月，甘肅省委組織部根據酒泉地委的調查報告，正式批準恢複了我的黨籍，黨齡從1934年連續計算，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1927年參加紅軍時算起。
1986年元旦，酒泉地委黨史辦的同誌來到我家，把省委的決定宣讀給我聽，並向我表示祝賀。我激動得哭了，我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廠裏又開大會，宣布恢複我的組織生活，我把從1957年起逐月積攢起來的黨費，共計200元的一紅包分分錢，交給了黨組織，表達我對黨的深情。
王文煥整理，酒泉地委黨史辦供稿，收入本書時作了一些刪節。何福祥同誌，女，湖北紅安人，生於1911年，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7年參加地方遊擊隊，1930年參加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紅四方麵軍第九軍醫院任護理員、護士長、醫務主任，四方麵軍供給部排長。1936年10月任婦女獨立團第二營營長，隨軍西渡黃河，轉戰河西走廊。西路軍失敗後流散河西，1949年解放後重新參加工作，曆任武威縣區婦聯主任，國營酒泉被服廠工人，離休後定居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