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餓得沒辦法了，就等天黑後找老鄉要一點吃。就這樣，我們夜裏走，白天藏，20多天才走到黃河邊。守河的是國民黨軍隊，我給那女的講：“他們問你時，一口咬定是到蘭州找男人去的，不要改口。”到了河邊，守河的問我幹什麼去?我回答到蘭州找男人去，當兵的摸不著底細，就把我們放了過去。
過河之後，住到一個店裏，晚上當地保甲人員查店，把我們扣了起來，逼我們嫁人。當時，一些花子(花子：乞丐的俗稱。)見了我們這些女人，都敢弄去賣錢，更不用說碰到壞人了。我拚死不幹，實在沒辦法，他們就把我以三塊大洋賣給了在黃河裏放木頭的一個姓關的，劉雲庫的老婆也被他們賣了。姓關的弟兄兩個，家有癱瘓了的母親、老大的妻子和一個小孩，我主要是侍候他家的老母親，端屎端尿，喂吃喂喝，還要帶小孩。我是四川人，不會做饃饃，老是挨罵受氣，我隨時都準備逃跑。
關家的隔壁是個賣牛肉的。一天，癱瘓的老太太要吃牛肉，叫我去買，賣牛肉的問：“你是紅軍丫頭吧?”我說：“是的。”他說：“蘭州有你們八路軍的辦事處，你可以去找他們。”從這裏我才知道蘭州有我們自己的人。一天中午，我哄他家老太太和小孩睡覺以後，把門反鎖上，就往蘭州跑，到蘭州後就找八路軍辦事處去了。頭一天沒找到，第二天在大街上繼續找，不巧碰上了姓關的，他見我跑了出來，抓住就打，我就在街上吵鬧，圍了好多人看熱鬧，這樣驚動了警察，就把我們一起抓到了警察局。
當時國共已經合作，局長問了情況以後，知道我是西路軍的人，把桌子一拍，對姓關的說：“好你個膽大包天，敢拿錢買共產黨的人。”就把他扣了起來。我也被關進了濟良所，在這裏住了一個多月，認識了從蘇聯回來的林建，她是在蘭州做地下工作時被捕的。一天，一個婦產科的高太太(高金城先生的夫人)領了一些闊太太到濟良所來看我們，她指著我說：“我們都是女人，看人家才是堂堂的英雄，這麼大一點就拿槍打天下，真是勇敢，我們應向她學習。”等了一會，又有一些人來參觀濟良所，有兩個人到處轉，一個找我，一個找林建談話，了解我們的情況，不久林建就放出去了。她出去後，又回來看我一次，並告訴我高太太的住址。
1938年12月，濟良所把我放了出來。我出來後找到了高太太，她用馬車把我送到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八辦安排我到醫院休養了一個時期，身體恢複了，才於1939年2月送回延安，回到了革命大家庭，回到了黨的懷抱。事後，我聽伍修權處長說，蘭州辦事處去了三次公函，國民黨才把我放了出來。
原載《血染河湟》，轉錄自《悲壯的征程》。作者華全雙同誌，女，四川巴中人，生於1920年，1933年參加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四方麵軍婦女獨立營參謀長，後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政治處主任。西路軍失敗後回延安，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曾任雁北軍分區部隊政治指導員，陝甘寧邊區抗聯主任，解放後曆任國防工辦第618廠幹部科長，第五機械工業部保密科長、保衛處副處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