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躺在草墊上，舒展了一下身子。忽然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從外麵傳了進來，接著聽見了“中國共產黨萬歲!”“工農紅軍萬歲!”的口號聲。跟著是敵人的號叫：“你他媽的，快變鬼了還叫什麼!”又是兩聲高呼，“紅軍萬歲!”“共產黨萬歲!”這聲音更加慷慨激昂，響亮鏗鏘，像是巨人的怒吼。
我們向房門外望去，十多個荷槍的士兵分成兩排，當中走著一個滿臉橫肉的軍官,後麵押著一個將要臨刑的紅軍同誌。他瘦長的個兒，兩手被捆著，長長的頭發，蒼白的麵孔，兩眼炯炯有神。隻見他步履矯健，挺胸昂首，不停地向兩旁張望，向同誌們告別。他是那麼鎮靜，大義凜然，堅貞不屈，視死如歸。我們懷著崇高的敬意，一直目送著他走到盡頭。我問老劉：“是誰?”老劉搖了搖頭，歎了一口氣說：“頭發亂蓬蓬的，衣服被撕得稀爛，認不得啊!”
我們緊握著拳頭，牙齒咬得咯咯吱吱響，複仇的火焰在心頭燃燒，恨不得三拳兩腳，把那些殘暴的劊子手打翻在地。“來，我們商量一下！”劉玉亭同誌悄聲說。劉玉亭同誌是河北人，是1931年寧都起義參加紅軍的，他長得敦實健壯，待人誠懇厚道，性格開朗，說話堅定有力，我們都把他看成長者。同誌們都圍在一起，老劉掃視了一下大家說：“死，我們是無所畏懼的，說實話，鬧革命就得準備豁上性命……”老曾打斷老劉的話說：“我們早就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了，怕死就不來革命，要幹什麼，你幹脆說!”
是的，死，對於我們紅軍戰士來說，是無所畏懼的，誰都知道，我們的敵人“二馬”是窮凶極惡、嗜血成性、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我們既然不幸落入敵手，其結局可想而知，沿途所見慘不忍睹的事實，已經使我們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但是，革命者不能輕易去死，隻要能活一分鍾，就要戰鬥一分鍾，直到把寶貴生命獻給革命事業為止。
“是這樣，”劉玉亭同誌說，“我們既要勇敢，準備犧牲，又要沉著、冷靜，要隨時分析情況。如果發現敵人確實要殺害我們了，那就同他們拚，咬他們幾口也行，總不能輕易讓他們殺掉。”曾慶良同誌接著說：“那時，我們也要高呼口號，像剛才那個同誌那樣，死，也要死得英勇。”我又補充了一句：“我們還要在大街上喊口號，讓廣大人民群眾都知道。”劉玉亭又說：“我們要做死的準備之外，也要作活下去的鬥爭準備。聽說他們要把一些年輕同誌編成‘工兵營’，給他們服勞役做苦工，是不是也會把我們送到那裏去，如果是那樣，我們也要有活一天就要鬥爭一天的準備。”
這天晚上，我思潮起伏，像大海一般翻騰，回想往事，怎麼也睡不著。剛有些睡意，臭蟲虱子又從草墊裏、被子裏接踵而出，像敵人一樣吸吮著我們的鮮血，咬得我們翻來覆去直打滾。臭蟲虱子的肚子，就像腦滿腸肥的地主資本家一樣，吃得鼓鼓的。我順手拈死了好幾個，弄得滿手血腥。這一晚上，大家都沒睡安寧，不時地連連翻身。長夜漫漫，盼天難明，簡直是度日如年嗬!
一天下午，一個自稱是軍法官的家夥斜挎著盒子槍，滿臉凶氣，兩手叉腰，站在我們麵前。他身後跟著兩個士兵，端著上了刺刀的槍。軍法官氣呼呼地號叫：“快出來，送你們到另外的地方去。”我們以為快要臨刑了，就異口同聲地責問：“要到哪裏去?”“這個，你們現在還沒有權利問，快點出來。”軍法官的怒氣更大了。
我們緊握雙拳，瞪大兩眼，注視著敵人，挺胸仰首，一步一步地走了出來。軍法官在前，兩個士兵在後，把我們押到軍法處。一個身穿便服的肥胖矮個子對我們說：“你們算是命好，我向你們‘祝賀’，如再晚幾天，那就……”他沒有把話說下去，咳嗽了一聲，然後又皮笑肉不笑地繼續說：“蔣委員長有令，叫把‘共產官’都送到蘭州集中，明天就由他(指那個軍法官)送你們去蘭州。”
集中營的鬥爭
4月下旬的一天，我們到了蘭州，被關押在蘭州城東拱星墩集中營裏。這個集中營是軍營改造的，周圍有高大的圍牆，牆頂上安有電網、警鈴。
在這裏關押的西路軍被俘人員分為兩個隊，一個叫士兵隊，約有1200多人；一個是軍官隊，約有130多人。劉玉亭、劉俊英、曾慶良、馮國壽、陳祖任和我，也被編在軍官隊裏。我們是進入軍官隊的最後一批。記得我們進去的那天，一個掛著武裝帶的國民黨準尉，指定我們六個人住在東排最後一間“87”號的房子裏。房間很小，隻有八九平方米，床鋪離地麵一尺多高，是用活動木板架起來的，上麵放了一些磚頭作枕頭，此外什麼也沒有了。
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們小聲地議論。“軍官隊這麼多人，一定有黨的組織。”劉玉亭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也有可能，不過，我們要提高警惕，謹防叛徒。”我接著說。“小黃說得有道理。”曾慶良第三個發言。劉玉亭同誌看著老曾說：“我們要想辦法盡快和黨組織接上頭。”我們斷定幾位領導同誌可能是黨組織的負責人，而幸元林可能是其中的一員。
第四天，劉玉亭同誌代表我們小組去開了一次會，回來告訴我們，已經和黨支部接上了頭，聯係人就是幸元林，劉玉亭是我們的小組長。黨支部的其他成員我們不知道，我們估計幾位職位較高的幹部如方強、秦基偉、卜盛光、徐太先、徐立清等同誌，很可能是黨支部的領導人。有了黨的領導，就像孩子有了親娘，有了依靠，我們是多麼高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