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窯上有個姓王的(據張掖縣委黨史辦調查，此人名王澤喜，小名富狗子，又名王有福。王澤喜同誌於1938年1月赴延安，入抗大學習，畢業後派回甘肅開展地方工作，解放後曾任蘭州市區長，市園林局副局長。)，家住大滿堡(大滿堡：位於張掖市甘州區南鄉，今為大滿鎮政府所在地。)附近，家境貧寒，經過我們教育，熱心為我們辦事，敵人每次搜山後，都讓他下山摸敵情。他實際上成了我們的聯絡員，後來把他發展為黨員。根據形勢的發展，我們亦準備向平川裏開展工作。我和李天義來到王家，後來又搬到他嶽父溫和太的家住。當時和我們一起的還有給溫和太家幹活的紅軍戰士金子榮。在大滿堡經過秘密串聯，先後發展了王有福、潘××(據張掖縣委黨史辦調查，此人名潘發成，1938年去延安，入抗大學習，畢業後分配八路軍工作，後犧牲在抗日前線。)和阮文雲、阮文章(阮文雲、阮文章兩兄弟，後被當地民團頭子曹明抓去，送交馬家軍，遭受酷刑折磨，阮文章被殺害，阮文雲被刺瞎雙眼，放回後不久也死去。)兩兄弟等人入黨。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合作，馬匪迫於形勢，不敢再明目張膽地搜捕殺害西路軍的傷病員，我們也敢於出頭露麵了，就給當地群眾幹些農活。8月份以後，我們聽說黨中央派人到河西來營救紅軍人員，但不知是真是假，為了慎重起見，我就先讓富狗子進城，利用他的親戚關係了解情況，在西街的一個麵館裏與地下黨組織的邱均品、蔡文良聯係上了。回到大滿堡向我們彙報了聯係的情況，我決定親自進城，與邱均品、蔡文良見了麵。由於在麵館不便談，我們就一起出西門往南走，邊走邊談。他們談了工作情況，我也向他們談了甘州中心縣委的工作情況，約定了再次見麵的時間，我就回大滿堡了。
到了約定時間，我又進城，住到富狗子的親戚家裏（即阮文章的姐姐家）。那一天，王定國同誌按照約定時間來找我，把我帶到了福音堂醫院，見到了高金城同誌。我當時將甘州中心縣委的情況告訴了張掖地下黨，並研究了今後怎麼辦。他們決定不了，要我先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請示謝覺哉同誌。過了一個星期，高金城同誌把我和丁世芳帶到當時的張掖縣縣長馬鶴年處（據劉德勝同誌回憶，馬鶴年在大革命時期是中共黨員，大革命失敗後脫黨，擔任張掖縣縣長後和我地下黨有聯係），由馬鶴年安排我們到了蘭州。記得是中秋節後的第二天，我們以給馬鶴年的朋友韓澍恩（山東人，中學校長，係國民黨的放賑委員）搬運行李為名，來到蘭州，找到了八辦。
到了蘭州八辦，向謝老作了彙報，謝老決定我回延安，1937年10月我就回到了延安。1938年2月，在大滿堡發展的黨員富狗子和潘××，也通過蘭州八辦來到延安，中央組織部安排王、潘二位同誌到“抗大”學習。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後，我離開延安，先到山西八路軍總部，後到晉南軍區工作，一直到全國解放。
1974年來了兩個人，找我調查富狗子的情況，我才知道他在蘭州某局當副局長。肖永銀同誌回憶錄中提到的周五哥就是我。為了當時地下工作的方便，我改姓周，人們叫我周哥，但我們並不是以哥老會的形式開展工作的。在煤窯中，給肖永銀、陳明義送飯的那一家人，我已記不起他們的姓名了。
由王英、郭有賢訪問記錄整理，原載《紅西路軍史料》第3輯。吳建初同誌，四川成都人，生於1914年。原任西路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科長，解放後曾任解放軍鐵道兵學院院長、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