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呀，走呀，走到紅柳園子，敵人騎兵舉著閃亮的馬刀包圍了我們，從早晨打到晚上，突圍後，總部命令我們把最後一部電台砸掉。在戈壁灘上，我燒掉了最後保存的一個密碼本和幾份電報底稿。這之前，我們給中央發過兩份電報：一份是要打安西，在祁連山沒有糧食吃；一份是敵情有變化，安西打不下來，準備突圍後往西走。這兩個電報發出後，中央都沒有回電。
中央給西路軍的最後一份電報，是在出祁連山之前。電報說：可以走星星峽西進，共產國際已派人通過新疆接應你們。
沙漠裏行軍，嘴巴苦幹頭發暈，我們堅持走了三天兩晚上。休息的時候，騎的馬突然不見了，大家都找馬，才發現在不遠的地方有個水池，騾馬跑去喝水了。戈壁遇清泉，我們心裏都樂開了花。我拿起小瓷碗，一氣喝了六碗水。又往前走了一會兒，聽到了汽車馬達響，看到了飄動的紅旗，這下得救了。到了星星峽，才知道陳雲同誌、滕代遠同誌，還有盛世才辦事處的一個處長接我們來了。新疆派飛機給我們送來了新衣服、新武器、新裝備。
1937年5月5日，我們800多人(據西路軍文獻記載，西路軍到達新疆的隻有400多人。)分乘幾十輛卡車，離開星星峽，三天後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住在東門外的一個兵營裏。據說，共產國際準備了200多輛汽車，運送大批物資、武器和裝備給西路軍，後來聽說在祁連山失敗了，就停運了，有的交給了盛世才。
1938年春節前的一天，即我們從新疆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安排接見我們。我們懷著喜悅而激動的心情，來到毛主席在延安城內的住處。
毛主席親切熱情地說，四方麵軍是黨的軍隊，四方麵軍的指戰員是好的，是跟著黨走的，是為黨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的，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很大貢獻。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不承認這一點是不對的。
毛主席指出：張國燾在四方麵軍、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工作中犯了錯誤，那是張國燾的責任，主要歸罪於張國燾，中央也有責任嘛！什麼責任呢？毛主席說：張國燾當中央代表、中央分局的書記，當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的軍委會主席，都是中央委派的嘛！中央也有一定的責任。
毛主席鼓勵我們：你們都是好同誌。你們在工作中也許有缺點、有毛病，但哪一個同誌在工作中沒有錯誤、沒有毛病呢？那種所謂張國燾路線殘餘的提法是不對的，是錯誤的，我們絕不能這樣看。毛主席諄諄囑咐我們：你們回到延安後，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為黨、為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
毛主席的話，像和煦的春風，吹散了壓在我心頭上的烏雲。說實話，自從西路軍失敗以後，我們像失散了親人的孩子一樣，如今又回到了母親的懷抱。母親，是最了解她的孩子的；黨，就是我們的母親。我感到無比的欣慰和幸福，激動的淚水奪眶而出，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西進以來，親眼看著經過黨長期培養的一個個優秀指揮員倒下去了，除了上麵提到的以外，還有曾日三、薑啟化、孫玉清、楊克明、熊國炳、熊厚發、吳永康等同誌，以及數千名烈士，他們的鮮血灑在了河西走廊和戈壁荒山。他們是奉命過黃河，奉命在永昌建立根據地，為“打通國際路線”而離開我們的啊，怎能不令人崇敬和懷念。
祁連山的電波永不消逝！
西路軍的死難烈士永垂不朽！
錄自《艱苦的曆程》，收入本書時，作了一些刪節。原標題為《祁連山的電波》，編者改為現標題。作者宋侃夫同誌，江西萍鄉人，生於1909年。1925年參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西路軍總部第三局（通訊局）局長。後曆任延安大學秘書長，二野第十二縱隊政治部副主任，武漢市市長、市委第一書記，湖北省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