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國近現代圖書館和圖書館事業的新舊交替時期，也是西學傳入和中西文化衝突與融合時期。同時這一曆史時期極為複雜的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背景導致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曲折與艱難。
二、章士釗等社會名流的圖書館學思想與行動
清末民初以章士釗為代表的一批社會名流，一方麵提倡近現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麵為自己的學術研究開展藏書，這種雙重做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章士釗（1881—1973），湖南長沙人，字行嚴、行岩，號嘯秋，別號孤桐，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終身徘徊於學術和政治之間的學者兼政治家、思想家。早年他廢學救國，投身革命活動，1903年主編《蘇報》與《國民日日報》，宣傳反清革命思想，其思想言論相當激進，在革命隊伍中頗有影響。1914年春主持《甲寅》雜誌，宣傳民主主義思想。1917年受聘北京大學哲學門，講授倫理學（邏輯學），並兼任校圖書館主任，但到後來深感力不從心，於是推薦李大釗接替自己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如果曆史地客觀地看待章士釗，他在政治、學術上的貢獻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公正地評價他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崗位上是無所作為的，尤其與他的繼任者比起來反差更大，當然原因是多方麵的，主要是時間短暫（1917年11月至於1918年元月）。對章士釗不求全責備，實際上章士釗在新聞、司法、文學多方麵都有建樹，是位20世紀風雲變幻的政治舞台上最為活躍的人物之一。
羅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上虞，寄籍江蘇淮安（今淮陰），字叔蘊，一字叔言，號雪堂，又號貞鬆，貞鬆老人，仇亭老民，自署守殘老人。光緒十七年（1891年）舉秀才。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羅振玉撰寫《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開篇即曰：“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方今歐、美、日本各邦，圖書館之增設與文明之進步相追逐，而中國則尚闃然無聞焉。鄙意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先規劃京師之圖書館，而推之各省會。”① 同時還提出了擇地建築，請賜書，開民間獻書之路，征取各省誌書及古今刻石，置寫官，采訪外國圖書等六項具體建議。但遺憾的是羅振玉自己不去身體力行，用實際行動倡導建設近現代圖書館，而是為了自己的學術研究而窮搜其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應兩廣總督岑春煊之邀，任兩廣教育顧問，顧問本是閑職，閑來無事，每日去書肆淘書，正好粵東以藏書著名的孔子第七十世孫孔廣陶藏書出售，羅振玉“盡薪水所入購之”，為藏善本書之始。辛亥革命後羅振玉逃亡日本，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圖謀複辟，成臭名昭著的民族罪人。在日本居住時間較長，這期間大量收藏中國曆代流入日本的古籍，回國後在北京居住時間較久，收藏的圖書古籍頗為豐富。羅振玉為自己的學術研究而開展藏書，並建有自己的“大雲書庫”和“庫書樓”，經多年收藏總量在15萬冊左右。羅振玉學術博大精深，治學範圍極廣，自己不僅懂版本，而且懂內容和價值，由於這一點，支撐了他學術研究。羅振玉生前著有《殷墟書契》、《三代吉金文存》、《石鼓文考釋》、《幹祿字書箋證》、《莫高窟石室密錄》、《敦煌石室遺書》、《俗說》等。羅振玉政治思想極為保守，晚年的政治活動更為人所不齒，但他對保護中國文化貢獻頗多，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和好評。羅振玉生前所藏文獻保存完好。新中國成立後，其孫羅繼祖先生將這批珍貴文獻捐獻給人民政府，被東北圖書館（今遼寧省圖書館）和旅大市圖書館（今大連市圖書館）收藏，使這批圖書得到一個很好的歸宿，得到妥善保護和利用。
清末民初是中國近現代圖書館和圖書館事業的新舊交替時期，也是西學傳入和中西文化衝突與融合時期。同時這一曆史時期極為複雜的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背景導致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曲折與艱難。
二、章士釗等社會名流的圖書館學思想與行動
清末民初以章士釗為代表的一批社會名流，一方麵提倡近現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麵為自己的學術研究開展藏書，這種雙重做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章士釗（1881—1973），湖南長沙人，字行嚴、行岩，號嘯秋，別號孤桐，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終身徘徊於學術和政治之間的學者兼政治家、思想家。早年他廢學救國，投身革命活動，1903年主編《蘇報》與《國民日日報》，宣傳反清革命思想，其思想言論相當激進，在革命隊伍中頗有影響。1914年春主持《甲寅》雜誌，宣傳民主主義思想。1917年受聘北京大學哲學門，講授倫理學（邏輯學），並兼任校圖書館主任，但到後來深感力不從心，於是推薦李大釗接替自己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如果曆史地客觀地看待章士釗，他在政治、學術上的貢獻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公正地評價他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崗位上是無所作為的，尤其與他的繼任者比起來反差更大，當然原因是多方麵的，主要是時間短暫（1917年11月至於1918年元月）。對章士釗不求全責備，實際上章士釗在新聞、司法、文學多方麵都有建樹，是位20世紀風雲變幻的政治舞台上最為活躍的人物之一。
羅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上虞，寄籍江蘇淮安（今淮陰），字叔蘊，一字叔言，號雪堂，又號貞鬆，貞鬆老人，仇亭老民，自署守殘老人。光緒十七年（1891年）舉秀才。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羅振玉撰寫《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開篇即曰：“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方今歐、美、日本各邦，圖書館之增設與文明之進步相追逐，而中國則尚闃然無聞焉。鄙意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先規劃京師之圖書館，而推之各省會。”① 同時還提出了擇地建築，請賜書，開民間獻書之路，征取各省誌書及古今刻石，置寫官，采訪外國圖書等六項具體建議。但遺憾的是羅振玉自己不去身體力行，用實際行動倡導建設近現代圖書館，而是為了自己的學術研究而窮搜其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應兩廣總督岑春煊之邀，任兩廣教育顧問，顧問本是閑職，閑來無事，每日去書肆淘書，正好粵東以藏書著名的孔子第七十世孫孔廣陶藏書出售，羅振玉“盡薪水所入購之”，為藏善本書之始。辛亥革命後羅振玉逃亡日本，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圖謀複辟，成臭名昭著的民族罪人。在日本居住時間較長，這期間大量收藏中國曆代流入日本的古籍，回國後在北京居住時間較久，收藏的圖書古籍頗為豐富。羅振玉為自己的學術研究而開展藏書，並建有自己的“大雲書庫”和“庫書樓”，經多年收藏總量在15萬冊左右。羅振玉學術博大精深，治學範圍極廣，自己不僅懂版本，而且懂內容和價值，由於這一點，支撐了他學術研究。羅振玉生前著有《殷墟書契》、《三代吉金文存》、《石鼓文考釋》、《幹祿字書箋證》、《莫高窟石室密錄》、《敦煌石室遺書》、《俗說》等。羅振玉政治思想極為保守，晚年的政治活動更為人所不齒，但他對保護中國文化貢獻頗多，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和好評。羅振玉生前所藏文獻保存完好。新中國成立後，其孫羅繼祖先生將這批珍貴文獻捐獻給人民政府，被東北圖書館（今遼寧省圖書館）和旅大市圖書館（今大連市圖書館）收藏，使這批圖書得到一個很好的歸宿，得到妥善保護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