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所有同時代的革命中，隻有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軍隊開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實際上也發揮了相同作用。美國獨立革命一直是美國曆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國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跡。法國大革命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其反響比美國獨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後導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義。其直接影響遠至孟加拉，該地的羅易（Ram Mohan Roy）在法國大革命的激勵下，創立了第一個印度人的改革運動，並成為現代印度民族主義的鼻祖（當他於1830年訪問英國時，堅持要搭乘法國船，以顯示他對其信仰的熱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教世界產生實際影響的第一次偉大思想運動”，這種影響幾乎是立即發生的。到19世紀中期，以前僅表示一個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語詞彙“vatan”，在法國大革命影響下開始變成類似“patrie”（祖國）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詞最初是表示與“slavery”（奴隸身份）相反的法律術語，現在開始具有新的政治含義。它的間接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它為日後的所有革命運動提供了榜樣，其教訓（根據需要隨意加以解釋的）融入了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中。［作者並未低估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無疑，它有助於激勵法國人，從狹義上說，它也為各拉美國家提供了憲法範例（它可與法國憲法相媲美，有時可作為其替代方案），並不時地激勵著激進的民主運動。］
因此，法國大革命是屬於它那個時代的那種革命，而並不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種。所以它的起源不應僅在歐洲的一般條件中去尋找，還應當在法國特有的形勢下去尋找。其獨特性或許在國際關係中作了最好的說明。在整個18世紀，法國都是英國的主要國際經濟競爭對手。它的外貿額在1720～1780年間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國的憂慮；它在某些地區（如西印度群島）的殖民製度，比英國更具活力。然而法國不是英國那樣的強國，後者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資本主義擴張的利益來決定。法國是歐洲最強大，並在許多方麵是舊貴族君主專製中最典型的國家。易言之，法國官方機構和舊製度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社會勢力之間的衝突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尖銳。
新興勢力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麼。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杜爾哥主張有效地開發土地，主張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主張對統一的國家領土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廢除阻礙發展國家資源的一切限製和社會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稅收。1774～1776年間，他作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試圖實行這樣的計劃，但可悲地失敗了，而這場失敗是極具代表性的。這類性質的改革，即使是最溫和的，也與君主獨裁製不相容或不受其歡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強了自己的實力，就會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他們就會在這時所謂的“開明君主”中被廣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數“開明專製”的國家中，這樣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隻在理論上時興一時；就是無法改變其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質；或者在地方貴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下歸於失敗，使國家淪為相對於從前狀態稍事整頓過的那種樣子。在法國，改革失敗得比其他國家更快，因為既得利益團體的抵製更加有效。但這一失敗的結果對君主製度更具災難性，因為資產階級變革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他們不會無所作為。他們隻是把自己的希望從開明君主身上轉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第三，在所有同時代的革命中，隻有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軍隊開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實際上也發揮了相同作用。美國獨立革命一直是美國曆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國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跡。法國大革命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其反響比美國獨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後導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義。其直接影響遠至孟加拉，該地的羅易（Ram Mohan Roy）在法國大革命的激勵下，創立了第一個印度人的改革運動，並成為現代印度民族主義的鼻祖（當他於1830年訪問英國時，堅持要搭乘法國船，以顯示他對其信仰的熱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教世界產生實際影響的第一次偉大思想運動”，這種影響幾乎是立即發生的。到19世紀中期，以前僅表示一個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語詞彙“vatan”，在法國大革命影響下開始變成類似“patrie”（祖國）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詞最初是表示與“slavery”（奴隸身份）相反的法律術語，現在開始具有新的政治含義。它的間接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它為日後的所有革命運動提供了榜樣，其教訓（根據需要隨意加以解釋的）融入了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中。［作者並未低估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無疑，它有助於激勵法國人，從狹義上說，它也為各拉美國家提供了憲法範例（它可與法國憲法相媲美，有時可作為其替代方案），並不時地激勵著激進的民主運動。］
因此，法國大革命是屬於它那個時代的那種革命，而並不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種。所以它的起源不應僅在歐洲的一般條件中去尋找，還應當在法國特有的形勢下去尋找。其獨特性或許在國際關係中作了最好的說明。在整個18世紀，法國都是英國的主要國際經濟競爭對手。它的外貿額在1720～1780年間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國的憂慮；它在某些地區（如西印度群島）的殖民製度，比英國更具活力。然而法國不是英國那樣的強國，後者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資本主義擴張的利益來決定。法國是歐洲最強大，並在許多方麵是舊貴族君主專製中最典型的國家。易言之，法國官方機構和舊製度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社會勢力之間的衝突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尖銳。
新興勢力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麼。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杜爾哥主張有效地開發土地，主張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主張對統一的國家領土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廢除阻礙發展國家資源的一切限製和社會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稅收。1774～1776年間，他作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試圖實行這樣的計劃，但可悲地失敗了，而這場失敗是極具代表性的。這類性質的改革，即使是最溫和的，也與君主獨裁製不相容或不受其歡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強了自己的實力，就會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他們就會在這時所謂的“開明君主”中被廣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數“開明專製”的國家中，這樣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隻在理論上時興一時；就是無法改變其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質；或者在地方貴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下歸於失敗，使國家淪為相對於從前狀態稍事整頓過的那種樣子。在法國，改革失敗得比其他國家更快，因為既得利益團體的抵製更加有效。但這一失敗的結果對君主製度更具災難性，因為資產階級變革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他們不會無所作為。他們隻是把自己的希望從開明君主身上轉到人民或“民族”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