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我稱之為“社會發展”的問題，也就是社會通過影響物理、經濟、智力等自然環境和知識環境以達到相應目標的能力。新版本的18世紀理論的捍衛者們傾向於認為，西方的社會發展在數百年前，甚至數千年前就已經領先於世界其他地方了。他們的批評者則傾向於認為，西方隻是在六七代人之前才脫穎而出的。如果真想解釋西方稱霸的原因，就需要衡量社會發展，對其進行跨越時空的比較。我們隻有在建立了社會發展史的基本模式後，才能著手分析曆史為什麼是這樣演進的。定量分析並不一定使爭論更加客觀，但的確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爭論各方講清楚他們所使用的術語究竟是什麼意思，闡明他們為什麼要賦予這些差異不同的數值。任何不同意某位學者觀點的人，都可以關注其證據和用於計算分值的方法，而不是交換含混不清道理不足的概括總結。與社會發展概念類似的數值指數，以這樣或那樣的名稱，在人類學、考古學、經濟學、金融學、社會學和政策製定等領域，都已經得到了完善，而且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umanDevelopmentIndex，簡稱HDI）中，也有一個這樣尺度鮮明的模式。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曆史學家也開始將類似方法引入曆史研究，通過搜集大量統計數據來解決大問題。其經典的案例也許當屬羅伯特·福格爾（Rel）和斯坦利·恩格爾曼（Stanley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時間》（TimeontheCross）。該書彙集了數千份種植園檔案中的數據，分析出19世紀美國南方的奴隸製究竟怎樣有利可圖，以及奴隸們又有怎樣的親身經曆。
《十字架上的時間》為計量史學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模式。該書共有兩卷，第一卷是較寬泛的概述，既針對專業學者，也麵向對美國曆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第二卷則詳盡地展現了福格爾和恩格爾曼的統計技術和對統計資料的運用。
《文明的度量》將遵循這一模式。本書是我此前的書《西方將主宰多久》的姊妹篇。在我寫那本書時，編輯和我決定將其支撐材料放到一個網站上，而不是再出一本紙質書，但自那時起，情形就越來越明顯，有些人希望得到這些材料的紙質版本，並希望材料更為廣泛並得到修訂。我寫《文明的度量》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我想給批評《西方將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炮彈”。他們需要這些“炮彈”來對我在該書中得出的結論進行係統的分析。盡管我當然希望我的論述能經得起這樣的挑戰，但如果我本人的分析能引發清晰的爭論，最終得到更完善的社會發展指數，並對西方實力和財富的崛起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釋，那麼也是不錯的結果。
第二個目的是想為比較史學變得更加清楚、更可量化做出貢獻。由生物學家轉為曆史學家的彼得·圖爾欽（PeterTur）曾指出：“科學的曆史是有說服力的。一門學科通常隻有創造出數學理論，才是成熟的。”適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從事比較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們想問的所有問題的數值指數，是永遠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較史學成為這樣一門成熟學科的最好辦法之一，也許就是精心設計出多重指標，使每項指標都能解決一個特定問題。本書起首處，我要開宗明義地對我在提及“社會發展”這個概念時頭腦所想的，做出正式定義。繼而，我要對為做出這個定義所吸收的觀點，以及最近50年來針對這些觀點的異議，逐一綜述。在第二章中，我試圖從這些批評中提煉出社會發展指數所麵臨的主要挑戰，然後解釋我是如何努力應對這些挑戰的。在本書的主體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我列舉了我所取得的成果所依據的證據。這些成果主要是在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方麵取得的，這是社會發展指數的4大特性。在最後一章，我思考了對於社會科學中的其他爭論，社會發展指數有可能做出貢獻的一些方式。
在我看來，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我稱之為“社會發展”的問題，也就是社會通過影響物理、經濟、智力等自然環境和知識環境以達到相應目標的能力。新版本的18世紀理論的捍衛者們傾向於認為，西方的社會發展在數百年前，甚至數千年前就已經領先於世界其他地方了。他們的批評者則傾向於認為，西方隻是在六七代人之前才脫穎而出的。如果真想解釋西方稱霸的原因，就需要衡量社會發展，對其進行跨越時空的比較。我們隻有在建立了社會發展史的基本模式後，才能著手分析曆史為什麼是這樣演進的。定量分析並不一定使爭論更加客觀，但的確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爭論各方講清楚他們所使用的術語究竟是什麼意思，闡明他們為什麼要賦予這些差異不同的數值。任何不同意某位學者觀點的人，都可以關注其證據和用於計算分值的方法，而不是交換含混不清道理不足的概括總結。與社會發展概念類似的數值指數，以這樣或那樣的名稱，在人類學、考古學、經濟學、金融學、社會學和政策製定等領域，都已經得到了完善，而且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umanDevelopmentIndex，簡稱HDI）中，也有一個這樣尺度鮮明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