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 應 糧
臨近傍晚，爸爸說：“春娃，去把籮筐拿出來！”
我望著爸爸，眼裏帶著一些疑問。因為生產隊並沒有通知分糧食啊，拿籮筐出來幹什麼呢？再說，就是生產隊分糧食，也基本上與我爸爸無關，總是通知我媽媽負責。因為我爸爸不是農民，他與生產隊的事情無關。
爸催促我：“去吧！”
爸坐在院壩裏，卷了一支葉子煙在吃。葉子煙是生產隊種的土煙，每家每年都能分上一點，以供各家男人消乏解困用。爸爸自然沒有資格分，是吃的媽媽那半份。好在媽媽不吃煙。這樣爸爸在家獨自一人就吃土煙，當在外麵或者請客的時候，就吃“經濟”，或者“合作”，或者“川葉”。總之，爸爸在外吃的都是紙煙。一個國家人，在外麵不吃紙煙總是說不過去的。很多次爸爸都對媽媽這樣解釋，為自己那無意義的消費作無罪辯護。爸爸是媽媽的驕傲，也是我們全家的驕傲，在我們生產隊，隻有爸爸和劉成龍是國家人。爸爸是教書的老師，劉成龍是國營煤礦工人。20世紀70年代，作為一個國家人，是很驕傲的。意味著旱澇保收。不像農民，要靠天吃飯，要靠工分吃飯。
其實，媽媽是從來不幹涉爸爸吃煙的，豈止不幹涉，簡直把爸爸當做菩薩供奉。那是個靠工分吃飯的年代。我們一家五口人，除爸爸外，有媽媽、我、弟弟、妹妹。一家四口的基本口糧都要靠工分去分。媽媽每天的工分是八分，全勞力才十分。按說，媽媽每天應該和隊裏的婦女一樣，隻能有六分或者七分。但是，對媽媽近兩年來多拿一分或者兩分，社員們都沒有意見。這當然是爸爸的功勞，這功勞是在人們對國家人的敬仰和獨特的供應糧中產生的。因此，爸爸除了教書外，基本上不掙任何工分。每天回到家，要麼看看書，要麼在田間地頭轉轉。在田間地頭轉的時候，隊裏的人都爭著和他套近乎。此外，爸爸最多就是在家做做飯而已。隊裏人都說，這才像個國家人，種田掙工分的事，本該我們農民做的，如果讓柳老師來做這個，就錯了，農民們喊著我媽說：“老黃，你不要讓柳老師太累著了！”我媽媽就不好意思的笑笑。這笑的含義不明，也可理解為根本就沒那一回事，還可理解為我的男人我不心痛誰心痛？總之，爸爸好像成了一個公眾人物，社員們都在關心著他的一切。這讓媽媽既高興又驕傲。
籮筐放得很高。我們的家具並不多，隻有一個裝糧食的扁桶。那一挑籮筐就是放在扁桶上的。為防不多的糧食受潮，爸媽特意加了兩條凳子，把扁桶墊得更高一些。我雖然已經長到了十歲，由於長期缺乏營養，我長得特別瘦小，像猴子一樣。但在班上，沒人敢喊我的小名猴子。因為我爸爸是班主任。有次二班的胖子放學後，大呼我：“猴子，我們一起走！”我爸爸聽見了，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頓。說學生之間不能亂喊綽號。又警告說：“以後再亂喊，就喊你爸爸來學校，當眾撕你嘴巴。”嚇得胖子一看見我爸爸就躲。小學生是最怕老師喊家長的。家長白天晚上都忙，要掙集體工分，到學校來就耽誤了做工，氣衝衝的來了，那學生肯定要遭受皮肉之苦。可是，別的學生互相之間亂喊，我爸爸都視而不見，像沒有聽見一樣，也不阻止。
我明顯伸手夠不著籮筐。這一點，爸爸肯定也知道。但他並不幫我。他站在院壩裏，一直看著我，看我怎麼把這個籮筐拿下來。我找來一把椅子，再拿來一根扁擔。站在椅子上，用扁擔把籮筐撬了下來。爸爸讚許了我的智慧，他開心地笑了：“春娃能幹！”他親昵地喊著我的乳名，這乳名是爸爸媽媽共同取的，我出生在三月八日，春天。春娃當然是恰如其分。
爸爸指揮著我把籮筐拿到院壩。又對我說：“你好好檢查一下！”
我說：“我不會！”
爸爸搖搖頭，笑了：“吃麵你會不會？”
我說：“我會，我喜歡！”這個時候，我知道取籮筐的用處了。
弟弟妹妹一聽，在一邊也圍著爸爸說：“爸爸，我也會，我也喜歡。”
爸爸喊弟弟妹妹過來。爸爸本來是坐在椅子上吃煙的。他這一喊，弟弟妹妹就撲了過去。他連忙丟掉煙頭，把弟弟妹妹抱在自己的腿上，一邊坐一個。我比弟弟妹妹大，自從有了弟弟妹妹，爸爸就很少抱我了。我特別喜歡爸爸的體味，暖暖的，還有煙草的味道。我也特別喜歡和爸爸睡覺，我愛睡在另一頭，抱著爸爸的腳，聞著他腳的味道很香甜地進入夢鄉。
我羨慕弟弟妹妹，爸爸每天回來都要抱抱他們。有時說，陽陽又長重了，書書又長高了點，弟弟妹妹就嗬嗬地笑，爸爸媽媽也笑，我在一邊倒像是成了多餘的人。弟弟妹妹還在撒嬌：“爸爸，我餓了！”爸爸就放下他們，手一揮：“喊你媽媽做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