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遹當然知道府兵製雖然是主流，還得以募兵製補充，否則也會漸漸鬆弛。補充道：“當然不行，除此之外遇到戰事頻繁，府兵得不到休息一樣會廢弛！因此府兵中英勇者戰後選拔一部分作為常備軍維持戰力，更何況府兵訓練也需要大量優秀軍管在各府，這必然是要留下相當一部分人作為常備軍！”
“這就是募兵與府兵相結合了！”
司馬柬問道：“這能行嗎？”
“應該可行！”衛瓘道：“秦漢到現在兵製已經幾度變化，秦漢的普遍征兵製，西漢則實行募兵製，初創時就是作為征兵製的輔助和補充，召募的士兵為數不多，但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精勇之士，戰鬥中往往以一當十，戰鬥力極強。
而東漢的兵役製度由於以募兵製為主要形式，無論宿衛軍還是地方臨時組建的軍隊或長期屯兵，大多采用募兵的形式召募士卒，如象林營、長安營、雍營、漁陽營等，其士卒均係召募而來。但對於應募對象卻不再有所要求，因而士兵成分複雜，多以無業遊民為主，也有農民、商賈、少數民族男子，甚至還有死刑囚徒，如度遼營即是由召募的死刑囚徒組成的，其他各要地屯兵也有不少刑徒。由這些人組成的軍隊素質低、戰鬥力差，而且軍紀敗壞。
關鍵便是光武帝，光武帝最先采用以餉募兵。在他初起兵時，因兵少問策於任光，任光建議道: 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 。為了吸引更多的人應募當兵，他們往往支持、縱容兵卒劫掠財物。而許多應募從軍者，也往往意在掠奪他人財物，而無心作戰。
除成分複雜、素質低、軍紀敗壞等原因外，還有漢末募兵製往往是應急性臨時招兵，士卒平日未經軍事訓練，不習騎射，長期屯兵雖為職業軍人，但終身從軍，當兵時間很長，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 ，這樣使軍中存在著大量病老羸弱之卒，戰鬥力自然日趨低下。由於上述原因，東漢的軍隊無論對外族作戰，還是對內鎮壓反抗，常常勝少負多， 每戰常負，王旅不振 。
如此募兵雖多但戰鬥力也可想而知！之後漢末亂兵之所以多也在這裏！
東漢募兵也有以免除賦役為條件召募士卒的。如東漢末諸侯混戰時，孫策初入江東，即以 樂從軍者，一身行，複除門戶 為條件募兵兩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終漢一朝，由於豪強地主土地兼並極為嚴重、造成大量庶民成為無所歸依的流民，為了生存，他們往往自托於營伍，走當兵吃糧之路，這樣也為募兵製的盛行提供了兵源保證。募兵製的盛行，最嚴重的弊病是為地方割據提供了方便。東漢前期地方官吏擁兵不多，募兵須由朝廷下令還能控製，中期以後，隨著皇權的旁落、募兵的盛行，各地軍政長官紛紛自行召募士兵，組建軍隊，到東漢末，這些軍隊均成為他們自己的私家武裝，使之得以割據稱雄。
起來，各地的豪強地主也乘機大肆發展自己的私家武裝，早在王莽之亂時就出現了。當時為了抵抗亂兵，各地豪強地主以軍事編製部勒所屬的宗族、賓客、子弟和依附農民，組成私人家兵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部曲，或築壘自保，或騷擾鄉裏，或擁漢反新。劉秀起家的基本骨幹多係南陽、河北擁有私兵的豪強地主，如劉植、耿純等，他們加入劉秀的軍隊後，仍保有原來的部曲，死後則由其子繼統營眾。
東漢建立後，劉秀以厚爵換取這些功臣放棄軍權，解散舊部。對其餘各地的私人武裝，劉秀采取武力鎮壓與安撫並施的手段，迫使其逐漸轉入隱蔽、非常設的形式。
如豪強地主在自己的田莊中，於每年春秋，青黃不接或寒凍將至時，召集依附農民， 警設守備繕五兵習戰射 。這種非常設定期召集的私兵得到了朝廷的默許，有時甚至準許豪強官僚將其家兵組成正式軍隊出外作戰！
靈帝時交址部群賊並起牧守軟弱不能禁 ，光和元年朱任交址刺史即從本郡簡募家兵從征，會同其他部隊旬月盡定 。
漢末黃巾爆發時，官軍兵源軍費均告匱乏戰鬥力又差無力鎮壓黃巾。於是大漢朝廷允許各地豪強組織私人武裝投入鎮壓，從此豪強地主的家兵成為公開的常設的有組織的私人軍隊，它們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黃巾起義被鎮壓下去以後，它們又調轉槍頭與朝廷做對，以至於形成漢末軍閥割據諸侯混戰的局麵。
這些私兵便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部曲，世家豪門的守家之犬！這種情況得不到改變，漢末之亂必將再次上演！”
大漢以來到大晉的兵製變化在衛瓘口中娓娓道來，諸人聽著不禁陷入沉默，各自思考著其中的差別，考量司馬遹的改製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