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個人的曆史：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周恩來，還有一個是蔣介石。三人中，我認識蔣的時間最長。我把他和蔣夫人看做朋友，不同於另外兩人，我們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則的產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國大陸取得了戰爭勝利的人，而在兩人中，周的遠見卓識更具有堅韌的耐久力。實際上，在我認識的人中，周是得天獨厚的，對權力的實際情況，洞若觀火。現在他們三人都成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響，在當代中國將與日俱增。1972年結束對中國的防問後，我在最後一次祝酒時說：“我們到這裏來已經一周了，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人的因素和事態的發展，導致了外交上的突破，這體現於1972年的上海公報。首功應該歸於一個人，就是周恩來。
周既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革命者，又是一個儒家君子；既是始終不渝的思想家，又是會權衡利害的現實主義者。普通人如果擔任這種錯綜複雜的角色，思想和行動上都會不知所措。而周對任何一個角色都能勝任，或融會貫通好幾個角色，而絲毫不會顯得優柔寡斷或前後矛盾。對他來說，這並不是什麼投機取巧，在適當時機裝模作樣的問題。這是一個性格複雜、思想深邃的人多方麵的表現，也足以很好地說明他的政治生涯之所以能如此之長久和豐富多彩的原因。是周恩來同毛澤東合作，才贏得了中國。毛是農民出身，為了反對地主和軍閥的壓迫，起來造反；周則來自知識分子家庭，反對不平等和外國侵略。這兩人代表的中國社會的兩個基本階層，在共產黨革命中聯合起來了。
雖然他們的合作關係具有重大曆史意義，其開端卻平淡無奇。1931年周前往毛所在的江西革命根據地時，是城市暴動的失敗者。他到達江西之後，很快就接過了軍事指揮權。國民黨軍隊把紅軍趕出江西，又迫使他們進行長征，於是兩人就研究走什麼迂回曲折的路程以及采取什麼戰鬥策略。萬裏長征途中，周用全力在政治上支持毛，並幫助他登上了共產黨主席的地位。這種相互合作的形式，42年來世人都很熟悉了。
一旦掌握了政權，這種合作形式就表現為相互依賴。毛認為社會充滿矛盾，處在動蕩變化之中，他把鬥爭看得比較重要。周比較講求實際，側重於選擇鬥爭的時機以達到某些具體目的。他動用他那過人的行政才能以及看來是用之不竭的個人精力，來駕禦中國五千萬人的行政機構，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好他們，以便毛能超然物外，對國家進行思想領導。
1972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講時用手一揮，指的也許僅僅是我們的會晤，也可能指的是整個中國。他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是不會讚成的。”隔了一會兒，又補充了一句，“我們同他來往的曆史，比起你同他來往的曆史，要長得多。”1953年我同蔣第一次見麵時，他談到中國也用手一揮，清楚地表示，他的話既指孤懸海外的台灣，也指中國大陸。
我覺察到他們兩人在提到自己的國家時，都有點秦始皇的口吻。兩人的姿態和講話似乎給人一種感覺，他們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兩個這樣的人物在曆史中相逢，隻會衝突，不會妥協。一個成為征服者，另一個成為被征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