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投降以來的日本人
美國人有充分的理由對其戰勝以來在管理日本方麵所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美國的政策是8月29日無線電廣播的國務院及陸海軍部的共同指令確定，並由麥克阿瑟元帥卓越地付諸實施的。這種自豪的充分理由常常被美國報刊、電台中帶有黨派觀念的讚揚與指責弄得模糊不清，而且隻有少數人擁有關於日本文化的充分知識，從而能夠正確判斷某一特定的政策是否可行。
日本投降時的大問題是應實行何種性質的占領。戰勝國是應該利用現有的政府甚至利用天皇，還是應該清除它，抑或應該在美國軍政府官員的指揮下實施各個縣市的行政管理。在意大利和德國的做法是，在各地設立A.M.G（盟國軍政府）總部，作為作戰部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把地方行政置於盟國行政官手中。在日本投降日，那些負責太平洋地區的A.M.G的人仍期待在日本也將建立這種統治體製。日本人也不知道他們還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麵的職責。《波茨坦公告》上隻是說“日本領土中由盟國指定的地點必須占領，以確保我們在此所示的根本目的”，“那些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圖征服世界的權威和勢力”必須永遠清除。
國務院和陸海軍部給麥克阿瑟將軍的共同指令具體地表達了關於這些事情的重大決定，該項決定得到了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麵支持。日本人將負責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最高司令官將通過日本國政府的機構及包括天皇在內的諸機關行使其權力，直至能令人滿意地促進美國的目的。日本政府將在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下，在內政事務中行使正常的政府職能。”因此，麥克阿瑟將軍對日本的管理與盟國對德國或意大利的管理有很大不同。這個司令部完全是一個從上到下都利用日本官員的組織。它與日本帝國政府打交道，而不是與日本國民或縣市居民打交道。其任務是確定日本國政府的活動目標。如果某位日本大臣認為這些目標無法實現，他可以提出辭職，但如果他的建議正確也可以修改指令。
這種管理方式是大膽的措施。以美國的觀點來看，這一政策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正如希爾德林將軍當時所說的：
通過利用日本政府而獲得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可供我們利用的日本政府，我們勢必要直接操作管理一個七千萬人口的國家。這些人在語言、風俗、態度方麵與我們都不同。通過淨化並利用日本政府的機構，我們節省了時間、人員和財力。換言之，我們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頓自己的國家，而由我們提供具體指導。
然而當這一指令在華盛頓起草時，仍有許多美國人擔心日本人也許會采取倨傲和敵對態度，一個怒目而視、伺機複仇並破壞任何和平計劃。這些擔心後來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其原因在於被戰勝民族或其政治、經濟的普遍真理之中是找不到原因的，隻有在日本特殊的文化之中才能找到原因。也許沒有一個民族能像日本這樣順利地接受這種信義政策會獲得如此成功。在日本人看來，該項政策從失敗這一嚴酷的事實上抹去了屈辱的表象，激起他們實施新的國策，而他們能夠接受它，恰恰是因為特異文化所形成的特異性格。
在美國，我國曾不斷爭論媾和條件宜嚴厲還是宜寬大。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寬嚴，而在於嚴厲的程度是否恰當，不多不少，以打破具有侵略性危險的舊模式，並樹立新的目標。至於選擇何種手段則應根據該國國民的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而定。對於普魯士式的專製主義深深紮根於家庭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德國，要有適合於德國的某些媾和條件。對於日本明智的媾和條款應不同於德國。德國人不像日本人那樣認為自己對社會和祖先欠下了人情債。他們奮鬥，並不是為了償還無窮的債務和恩情，而是避免淪為犧牲者。父親是一個權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據較高地位的人那樣，按德國人的說法是“強迫別人尊敬他”的人。正是他如果不受到尊敬就會感到惶恐。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兒子在青年時代都反抗其專製的父親，後來他們自己進入了成年時代，像他的父母一樣，終於向單調乏味、平淡無奇的生活屈服了。一生中的最高點是青年叛逆的狂飆突進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並不是極端的專製主義。幾乎所有西方觀察者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似乎很難看到。日本孩子認為父親與他之間的這種真正的友愛關係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所以父親隻要改變一下聲音就能使孩子采取父親的意願的行動。但父親對幼兒並不嚴厲，因此青年時期也絕不是反抗父親權威的時期。相反，在社會的評判目光中，這個時期孩子成了他們家庭負責而孝順的代表。正如日本人所說，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練習”，“為了修養”而向其父親表示敬意，這就是說，作為尊敬的對象，父親是一個等級製和正確處世態度的超人格象征。
孩子在極小的時候通過與父親相處的經驗而學會的這種態度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位居等級製上層而受到最高尊敬的人，其自身並不掌握專斷的權力。在等級之首的官員並不一定實行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其背後都有謀士和隱蔽的勢力效力。對日本這方麵最準確的說明，是一個類似於黑龍會的超國粹團體的領袖在30年代初與東京一家英文報紙的談話。他說：“社會（當然是指日本）是一個三角，它被圖釘固定住一角。”換言之，三角擺在桌子上，人人都能看見。圖釘則是看不見的。三角形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都是圍繞著一個隱蔽的軸心而擺動。借用西方人常說的一句話說，就是凡事都要用鏡子反映。竭盡一切努力使專製的暴露減低到最低限度，使每一個行動表現出向象征性地位效忠的姿態，盡管這個象征性地位並無實權。如果日本人真的覺察出有人在行使不加掩飾的權力，他們就將此視為剝削，是與他們的製度不相稱的行為，就像他們對高利貸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正因為日本人是這樣觀察其社會，因此，他們能夠反抗剝削和不義而不會成為革命者。他們並不企圖打碎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可以像明治時代那樣實現最徹底的改革，而毫不批判其製度本身。他們把這種變革稱之為“複古”，即回到過去。他們並不是革命者。在西方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於日本在意識形態方麵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了戰爭期間日本地下勢力並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還有的預言激進政策將在選舉中獲勝，但他們都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形式。保守派首相男爵在1945年10月組閣時所發表的演說更為準確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聲。他說：
新日本政府采取尊重全體國民之意願的民主主義形態……在我們的國家自古以來天皇就把自己的意誌作為國民的意誌，這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這裏所說的民主政治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
對民主的這種表述對美國讀者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但毫無疑問日本人更願意在這種表述的基礎上，而不是在西方意識形態基礎上擴大國民自由範圍，增進國民的福利。
當然，日本也將會試驗西方式民主政治體製。但是西方的製度，正像在美國那樣，並不能成為改善世界的可資信賴的工具。普選與由當選者組成的立法機關的權威雖能解決許多問題，但同時又造成同樣多的新困難。當這種困難增多，日本人就會修改我們賴以實現民主的方式。那時，美國人將憤然宣稱這場戰爭白打了。我們相信自己工具的正確性，然而在今後很長時間，在重新把日本建設成一個和平國家的過程中，普選充其量隻會起一些無關緊要的作用。自19世紀90年代試行第一次選舉以來，日本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此不能說萊夫凱迪奧·赫恩當時記述的那些舊困難不會重現：
在犧牲了如此多生命的激烈競爭中，確實絲毫不存在個人敵意，在其激烈性使外人吃驚的國會辯論中幾乎也無任何個人對抗。政治鬥爭並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鬥爭，而是藩閥之間、黨派之間利害的鬥爭。而且，每一個藩閥或黨派的熱誠追隨者把新的政治理解為僅是一種新型的戰爭——為領導人的利益而打的忠誠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