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
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對手中，日本人是其麵對的最難以琢磨的敵人。在其他任何戰爭中，美國都沒有必要去考慮其主要對手的一些與截然不同的行為和思維習慣。隻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05年與俄國的戰爭，我們同樣與一個不屬於西方文化體係但是全副武裝、訓練有素的國家戰鬥。很顯然日本人並不具備西方國家公認的那些基於人性、在戰爭中體現出來的共性。我們必須認識到太平洋戰爭不僅是一係列海島登陸戰，不僅是一場艱難的後勤服務戰，為了與日本周旋，當務之急是了解敵人性格，對他們的行為了然於胸。
困難超乎想象。自從日本放棄閉關鎖國，開放門戶75年來，一係列令人困惑的“但是”之類的詞語被用於描述日本人，這是對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未曾有過的。一位嚴謹的評論家論及日本人之外的其他族裔，他不會說他們空前的禮貌，又加上一句：“但是他們蠻橫、驕傲自大。”當他說到他們在行為上無比刻板時，他不會補充：“但是他們很容易接受新鮮事物。”當他認為他們溫馴時，他不會過多解釋他們並不易接受上級的控製。他不會既說他們高貴寬厚，又聲明他們粗魯、睚眥必報；也不會既說他們勇敢異常，又細述他們的怯懦、不堅定；也不會既說他們不介意別人的意見、自行其是，又說他們極具是非心；也不會既說他們的軍隊中有著機器人般鐵的紀律，又描述軍隊中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也不會既說他們熱心於西方學識，又強調他們的保守。他不會既寫一本書講述該民族是如何唯美，如何給予演員和醉心於培育菊花的藝術家崇高評價，又額外增補一本書來說明這個民族是如何地醉心刀的文化和武士的至高榮譽。
然而所有這些矛盾都千真萬確，而且是有關日本的論著中需要探討的重點之處，菊與刀都是這本書的一部分。日本人既非常好鬥又非常溫和；非常尚武又非常唯美；非常粗暴又非常有禮貌；非常刻板又非常懂得變通；非常溫順又非常叛逆；非常高貴又非常粗俗；非常勇敢又非常怯懦；非常保守又熱心於新鮮事物。他們非常關心別人對他們行為的看法，當人們對他們的過失一無所知時，他們心裏會充滿了罪惡感。他們的士兵受到了嚴格的訓練，但卻又具有反抗性。
美國既然意識到了解日本人非常重要，那麼上述尖銳矛盾及其他許多令人鬱悶之處都不能置之不理。難題接踵而至。日本人將采取什麼行動？我們不進攻日本，日本有無可能投降？我們應該轟炸皇宮嗎？我們該如何處置日本戰犯？在我們的宣傳資料中，我們該如何勸說日本軍隊、日本國民以挽救美國人的性命，又該如何教化那些一意頑抗至最後一刻的日本人？當和平到來之時，日本還需要戰爭時期的軍事管製來維持秩序嗎？我們的軍隊有必要準備打擊那些隱匿在日本深山老林中的瘋狂抵抗分子嗎？世界和平降臨之前，有必要效仿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在日本也掀起一場大革命嗎？由誰來領導呢？根除日本人也是選擇之一嗎？對這些問題的不同考慮將造成我們抉擇上的極大不同。
1944年6月，我被委任做日本研究，受命運用文化人類學家的一切能力去解讀日本人的真實麵目。初夏，我國對日本的大規模進攻剛剛拉開序幕，美國人大多認為對日戰爭將持續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長。日本方麵則認為這場戰爭將持續一百年，在他們看來，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離本土甚遠，故而美國隻能取得局部勝利。他們的官方公報從未承認海軍的失敗，日本民眾仍然盲目相信自己是戰勝者。
然而時至6月，戰局開始轉變。歐洲開辟了第二條戰線，最高司令部兩年半來給予歐洲戰場的軍事優先權已無必要，對德戰爭的勝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戰場，我們的軍隊在塞班島登陸，這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已經宣告了日本的最終滅亡。從那時起，我們的士兵便日益與日軍短兵相接。通過新幾內亞、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塔拉瓦、比亞克的戰役，我們清楚認識到了與我們頑抗的敵人的可怕之處。
因此1944年6月，弄清楚關於我們的敵人——日本的一係列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這些疑問無論是軍事上的，還是外交上的，也無論那是出自最高決策的要求，還是出自在日本前線散布宣傳冊的需要，都必須提出真知灼見。在這樣一場對日本的全力以赴的戰爭中，我們要了解的不僅是東京在軍事上的意圖和目標，不僅是日本的悠久曆史，也不僅是軍事、經濟上的數據統計，我們必須清楚日本政府從他們的人民那裏指望什麼。我們必須努力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上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還必須了解這些行為和觀念背後的約束力。此時我們必須把我們作為美國人的前提放到一邊，避免輕易得出結論，認為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會怎樣做，日本人又會怎樣做。
我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美國、日本在交戰中，雖說戰時把一切問題歸咎於敵對國非常容易，但是通過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你的敵人是如何看待生活的卻很難。然而這件事還是必須得做。問題是日本人是如何行動的，而不是我們處在他們的位子上我們會怎樣表現。我必須設法用日本人戰爭中的行為，作為了解他們的“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加以利用，而不是作為不利條件看待。我必須觀察他們引導戰爭的方式，不是把它作為一個軍事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問題。與和平中一樣，日本人戰時的行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們對待戰爭表現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特征？他們的領導人鞭策戰爭精神、消除國民惶惑，以及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展示了他們自以為可資利用的力量是什麼？我必須認真研究戰爭中的細節，來觀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我們兩國交戰這個事實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極大的弊端。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考查。我不能去日本，住在當地觀察日常生活的各種習氣，用自己的雙眼觀察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我也無法看到他們在做出一個決定時的複雜心態，無法看到他們的孩子是如何成長的。另一個人類學家約翰·恩布裏（John Embree），關於日本鄉村的學術研究專著——《須惠村》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1944年我們麵對的關於日本的許多問題在該書寫作中都沒有提及。
盡管存在著這些重大困難，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仍然對目前可用的方法、技能很有信心。至少我不必放棄人類學家在與他所研究的對象進行麵對麵交流時擁有的那份信任感。在美國有大量的日本人，他們在日本長大，故而我可以向他們了解他們親身經曆的詳情，發掘他們如何評價自己，根據他們的描述填補我們知識中的疏漏之處，對人類學家而言，這一點在理解別國文化上是很重要的。其他研究日本的社會學家大都利用圖書館的資料，分析過往的事件、數據，或是參考日本宣傳資料上的隻言片語。我相信他們所企求的許多結論都暗含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和價值觀中，因此從在日本真正住過的人身上探討日本文化，結論會更加令人滿意。
這並不意味著我沒有閱讀，也不意味著我不感激那些在日本居住過的歐洲人。日本博大的文化和大量居住在日本的西方觀察者給我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這是去亞馬遜河發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研究無文字部落的人類學家未曾享受過的。類似的無語言部落沒有文字，也就無法用文筆來表現自我。西方人的評論極少且流於表麵，專業研究者必須在沒有任何先前學者的幫助下，完全靠自己去探索他們的經濟生活運行方式，他們的社會是如何成形的，在他們的宗教生活中什麼是最主要的。在研究日本的過程中，我吸收了許多學者的成果。對生活細節的描述充溢博古家論的字裏行間；來自歐美的人們記載了他們生活中有趣的經驗；日本人則記錄了那些異常真實的自我。與許多東方人不同，日本人有強烈的願望將自己全盤托出，他們記錄了生活中的點滴，並把此看得和描寫世界擴張計劃一樣慎重。他們出乎尋常的坦率，當然他們沒有展示出自我的全貌，也沒有人能這樣做。一個描寫日本的日本人通常會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這些事對他而言很平常，在他看來就像他呼吸的空氣那樣自然。美國人在描寫美國的時候也會這樣做，盡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喜歡暴露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