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部教概論課程。這位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WhitneyHall)教授還是一位知名的日本專家，目前於耶魯任教。我請他當我的中國史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時，他的立即反應是我應該去哈佛。有了哈佛文憑，會更容易敲開就業市場的大門。就業市場姑且不論，霍爾教授願意指導我嗎他說好。我與他的往來十分令我滿意。霍爾本身雖然是哈佛人，但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遲至40年代，包括許多日本人在內的史學家都同意德川時期對日本有不良的影響，到明治維新後國運才開始好轉。霍爾教授的研究卻顯示，即使是在德川時期的中葉，日本已經開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貨幣管理。不論就製度或實例而言，政府財政製度和西方接軌已成為受注目的焦點。這和帝製末期的中國真是一大對比。
我去找霍爾教授時，他正在進行一項重大的研究計劃。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獻，決心描繪出該地區一千多年的曆史。我不常見到他，但常見麵其實並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勵與警告，他都已經給我了。他也沒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橫生障礙，好借以顯示他是要求嚴格的教師。他不斷強調中國曆史“流動”或“有彈性”，也就是說，數量龐大的文獻資料等著被評估詮釋，重建將使曆史呈現許多不同的麵向，在過程中當然有許多風險，不過膽小退卻也無補於事，路總是要走的。至於我是否有潛力成為史學家，霍爾的評語很坦白：不太順利，某些方麵很強，其他方麵嚴重不足。他建議我應該加強自己的紀律，擴大我在西方和美國曆史的知識，強化我的語言表達能力。至於我是否有能力處理古文撰寫的典籍，霍爾教授對我有絕對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參加初步口試時，在五個指定領域中當掉了兩門，被迫再考一次。我意誌消沉，霍爾給予我恰到好處的推動。“來吧，”他說，“鼓起勇氣來，讓我們一起度過。”這些話分量十足。人雖然要承認錯誤，但不能認定從此就無法改變。
這時我修了霍爾教授的現代日本曆史。我確定學期報告題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變動”時，我對他說，我想讓自己熟練以製度來解讀曆史的方法。我想找出呈現時代剖麵的正確方式。這可以算是綜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變必定是麵鏡子，可以反映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覺醒。我對單一或孤立事件沒有興趣。這篇報告得了A，從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較密切的關係。我尋找博士論文題目時，經過許多波折。我出於本能想研究中國的內戰，但我缺乏研究資料的協助，又無法抽離戰爭帶來的情緒衝擊，根本不可能處理這個異常複雜的題目。而且，自從我決心研究曆史後，我比較傾向於克勞塞維茲學派的影響：一大堆炮火對曆史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但有時短暫的小衝突反而可能造就曆史的重大裏程碑。在安亞堡的初期，我無疑仍受到道格拉斯·弗利曼(DouglasFreeman)的影響。我曾從東京的厄尼·派爾(ErniePyle)圖書館借出他的《李將軍的中尉們》(Lee’sLieutenants)，在辦公室看。但在密西根大學時，我有機會翻閱柯爾(ACCole)的《無可抑製的衝突》(TheIrrepressibleConflict)和瑪格麗特·李區(MargaretLeech)的《華盛頓的起床號》(ReveilleinWashington)。後者對我影響尤大，讓我不再迷戀軍事史。就牽涉之廣度與情緒衝擊之深度而言，報道戰爭最好能遠離戰場，不必提及灰塵或壞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