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漂浮的種子
“這丫絕對是經濟係畢業的!”?電話那頭斬釘截鐵的聲音來自朱富貴。我剛剛打電話給他討論有關某個機構投資者在黃金投機上爆倉的新聞。“他們用主力期貨合約和現貨對衝，指望鎖定每盎司2至3美元的差價，其實忘記了一個核心的問題：兩個品種不是同時到期的，需要再買入一份黃金波動率合約，對衝時間差，等主力期貨合約到期之日，同時平掉黃金期貨多頭和波動率的多頭。“對衝時間是金融學最大的挑戰——這句話又把我帶回了7年前在塔克商學院的日子。我記得這句話，用代表漲跌空間範圍的波動率來對衝交易時間是那個苦等諾貝爾經濟學獎直到頭發掉光的肯尼斯教授說的。他還說，唯一的困難在於如何確定對衝比例。我們都暗暗為肯尼斯教授叫屈，卻又私下嘲諷他的頭發是被時間對衝掉的，對衝比例是百分之一百。“這是你的猜測，新聞媒體上可不是這樣報道的。”我心裏感覺朱富貴可能是對的，嘴上卻不願意承認。?“那幫記者絕對是複旦新聞係畢業的，懂什麼金融學。竹聽筒裏傳來更加自信的判斷。
朱富貴是個極具金融學天賦的人，畢業於美國的名牌大學，和我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回到國內。他才華橫溢又充滿激情，和他相比我是一個平庸而懶散的人。大多數情況下，我更像是一個投機取巧的人。我曾經頗為看不起這個來自內地省份的學友，事實證明我是狹隘的。他在金融學方麵絕對可以做我的老師。這也難怪，我大部分時間在美國瞎忙和玩耍，沒有學到什麼實實在在的本領。我所想的就是早點完成鍍金，回國找份好工作。所以，即便我回國之後沒有找到好工作，我也心平氣和，因為畢竟我沒有學到什麼真才實學。朱富貴的情況與我大不相同，他是苦心孤詣地在那個冷酷而嚴格的學校練就了一身武藝，就想著回國施展才華，幹出一番大事業。
剛剛回國那會兒，我們還經常見麵，晚上在酒吧和一堆金融學的海歸暢談理想。他那時在一個外資金融機構工作，剛剛認識了一個上海女友。我們其他人都明顯感覺得到，他有更大的抱負，認為自己能夠勝任更重要的崗位，要麼領導一個戰無不勝的基金公司，要麼幫助製訂一項永遠正確的貨幣政策。旁邊有位喝得多了一些的同學用肘部推著揶揄他：?“朱富貴，你報效祖國的最佳方式是主動繳納個人所得稅，自費訂閱《人民日報》並準時收看《新聞聯播》。”朱富貴用極快的語速說出一堆英語來質問對方，頗有義正詞嚴之勢。而此時此刻，我的頭已經昏昏沉沉，聽不懂他說些什麼了。
我們曾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附近的一個會所裏參加某個聚會，朱富貴正在對圍繞在他周圍的人說著一個新發現：證交所所在的銀城中路，不如改名為長城街（GreatWallStreet，亦可直譯為：大華爾街），這樣既有中國特色，又暗喻超越華爾街的雄心。我端起酒杯，隨口慫恿他去給市長信箱寫信提提這事。他居然當真了，後來告訴我他收到了信訪辦固定格式的回信，稱此事已交有關部門處理。他為此還興奮了好一陣子，而我心裏很清楚這就意味著他的建議可能要等到“有關部門”下一次大掃除或者搬到新建的豪華寫字樓時才會進入清潔工的視線。
他回國以後，一直過得不順。先是和外國老板鬧別扭，覺得對方簡直是個政客，對金融學完全外行。我們根本勸服不了他的脾氣。隨著行情好轉，他去了某家國有金融機構，一開始很受重視，後來終於又適應不了那裏的體製。他覺得公司裏的每個人都在用另外一張嘴說話，每天上班就如同去參加一個假麵舞會。他那刀子般鋒利的頭腦總能為他找到一個新的工作，但是很快，他那張比刀子還鋒利的嘴又使他陷入窘境。他越戰越勇，愈挫愈奮，也就越來越孤獨。以前我常打電話給他，請教有關問題，總能得到合理順暢的解答，後來他常打電話給我，抱怨有關人事鬥爭的煩惱和懷才不遇的苦悶，我卻不能幫助他找到合理順暢的道路。?老師們總是鼓勵學生樹立遠大理想，卻從不告訴你這個社會的事實真相。真相就是大多數人都過著平庸的生活，終其一生都碌碌無為，我們需要習慣於平凡、平庸和平淡。朱富貴卻不能收起遠大理想的風帆，他隻想著去遠航。他為搏擊金融市場的驚濤駭浪而刻苦學習，因而他更向往那樣的生活。有時我覺得他其實是一麵鏡子，隱約從他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他的氣憤不平的經曆似乎源自於讓我傷神感觸的同一個劇本，裏麵記錄著我回國以後的努力和抗爭。他的失落和抱怨也總是撩撥起我斷斷續續的回憶。“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在太平盛世中脫穎而出、成就夢想的。我們每個人都是一粒漂浮的種子，一生都在尋找適合自己發芽的土壤，有的人將就著就這麼長大了，有的人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那塊土壤，也就注定要漂浮一輩子。
再往後，我們聯係就越來越少了。先是聽說他又換了工作，和女友分了手，後來聽說他下水幹了私募，最後又說去了深圳，以後再無音信。
（本文寫於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