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一生和變法密切相關，當我們提到王安石的時候，幾乎總會把他和變法視為一個詞組，即“王安石變法”。事實也正是如此，王安石從小立誌變法，為了變法而努力讀書，進入仕途之後也從來都是以變法解決問題。直到他執掌朝政，鋪天蓋地的變法運動更是在整個北宋朝野掀起一陣風潮，直至傳為曆史佳話。應該說，王安石因為變法而登上政治舞台，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後又以變法為己任，直到他走向生命的終點。
水利與科舉
除了在政治和軍事方麵的重大改革，王安石在當時社會的諸多方麵都有建樹，本節主要羅列三點內容。
首先是興修水利。眾所周知，中華文明屬於農耕文明，所謂的國家經濟也基本屬於農業經濟。王安石據此提出了“興國家必先興經濟，興經濟必先興農業”的整體戰略方針，在農業生產方麵傾注了巨大精力。其中，王安石最主要的功績是推行“農田水利法”，這一法令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受到官民的普遍擁護，乃是變法過程中推行最快、最順利和最徹底的法令。比如在當時的濮州（今山東濮城），僅一項“馬陵泊工程”的完工，就使得4000多頃荒地變為良田，為當地農民和國家稅收做出極大貢獻。
史料記載，宋朝的京西路州府多荒涼，比如唐州（今河南唐河）、鄧州、襄州（今湖北襄陽）、汝州（今河南汝州）等，常年歉收，隻有靠朝廷救濟才能勉強度日。這不僅因為自然災害頻發，同時也因為地方官員的不作為。變法運動開始後，王安石派人到各地主持賑災治水工作。這些變法派的官員經過王安石悉心調教，到任之後變朝廷的賑災錢糧為有償回報，讓災民去修築水利，開墾土地，並帶領百姓引淤流灌溉荒田。為了盡可能地恢複生產，王安石不僅分給農民土地，還貸給他們種子。如此一來，短短三五年時間，京西路綿延千裏的荒地山林，就變成了滿目綠色的豐沃農田。
在整個興修水利的過程中，王安石也發明了很多科學的治水方法，“淤田法”就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創舉。所謂“淤田法”，即選擇適當的季節和時令，掘開河堤，讓激流把淤積在河底的泥沙衝到農田裏。眾所周知，古代社會的施肥手段比較有限，大多數新開墾的土地產量頗豐，但是在隨後的種植過程中，產量就會逐漸遞減。由於一些地區的土壤過於貧瘠，農民不得不將一部分土地閑置，等到三五年之後再行種植，造成了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而河流當中淤積的泥沙，不僅每天都會從上流衝刷下來，而且對於土壤增肥效果顯著。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河底淤泥被衝出，使得河床的盛水量增加，大幅減少了水災發生的可能性，王安石此舉讓很多大河流域的農民都受益匪淺。
為了確保決堤和灌溉事宜順利進行，王安石還在京城設立了“淤田司”，統一規劃和指導全國疏淤工作。總領“淤田司”工作的程師孟，正是“淤田法”的創造者，並且在王安石主持變法之前，他就已經在地方工作中實踐過該方法。在此，王安石還在人才任用方麵不拘一格，當時有一位名叫程昉的宦官頗具治水才能，深受他的器重。革新派的人都以與宦官共事為恥，紛紛勸阻王安石任用此人，但王安石力排眾議，不僅任用了程昉，而且讓他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職位。而程昉也不負眾望，在整個王安石變法過程中，累計灌溉良田達數萬頃，是整個水利係統改革中表現最搶眼的得力幹將。
其次是治理水患。提到治水，就不得不說到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作為中華文明的搖籃，黃河流域曾經是土地肥沃、物產豐盈的。但是自五代十國以來，黃河上遊林木毀壞嚴重，水土流失情況越來越嚴重。河水裹挾著大量泥沙傾瀉而下，到了下遊之後，寬廣的河道和平坦的地勢放緩了水流，泥沙便逐漸下沉淤積。在最嚴重的地方，甚至出現了河床高於堤壩以外地麵的情況，形成了所謂的“地上河”。當地官員和百姓為了防止水患，隻能不斷增加堤壩高度，從而造成更高風險的水患。北宋時期，流經河南境內的黃河，曾經頻頻發生水患，兩岸百姓深受其害。
史料記載，黃河於仁宗年間在澶州發生了一次大決口。河水奔湧向前，在大名府向北折去，流經恩州（今河北清河）、冀州（今河北冀州）和乾寧軍（今河北青縣）之後，注入渤海。僅僅十年之後，黃河流經大名府和恩州之間的時候，忽然一分為二，除了上述故流，又分出一支經德州（今山東德州）和滄州（今河北滄州）流入渤海。在當時，上至北宋朝廷，下至各地官員，應對黃河水患的方法都是加高堤壩，顧此失彼的現象非常多見。王安石接掌朝政之後，隨即開始對二分流進行清淤，並且采用機械設備，利用了科學原理。再加上“淤田法”已經在全國各地實行，王安石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對黃河的治理最終得以順利完成，造福沿岸百姓何以萬計。
最後是針對科舉考試的改革。早在變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經多次向趙頊提到科舉考試的弊端，即國家錄取的人才多半都是書麵理論知識豐富，實際辦事能力不足，對於國家和人民貢獻不大，危害卻不小。對此，王安石主張去掉一些注重理論知識的考試科目，增加一些注重實際能力的考試科目，同時開展科學知識的普及和考試。應該說，這一變革不僅限於科舉考試，更是一場思想和文化的革新，經新規定考取進士的學子，對於變法必然抱有好感，同時也樂於見到新法的長久維係，這就讓新法得到了源源不斷的助力。
可惜的是，科舉考試中的一些科目雖然無實際用處，但是對於學子的思想灌輸有著重要作用。而眾所周知的是，古代統治者之所以能夠維係國家機器的基本運轉，思想道德武器是重中之重，這也是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為此，趙頊雖然同意了王安石對科舉考試的改革方案，卻經過了大幅度的修改，所以科舉製度的改革並不徹底，這也為王安石變法的最終成敗留下懸念。王安石不是不知道科舉考試對國家社稷的重要性，但事分輕重緩急，當時的他忙於政務和軍務改革，且麵對頑固守舊勢力的瘋狂反撲，趙頊對科舉考試的改革又搖擺不定，王安石也就隻能把此事暫時放在一邊了。
鬥爭
變法進入“深水區”，新政的利好作用逐漸顯現出來，王安石的名望一時達到巔峰。百姓奔走稱頌，同僚信心百倍，學子推崇備至，就連王安石的對手都開始質疑自己。當然，也有一些對手不甘放棄，自始至終一直在和王安石唱對台戲，其中最難纏的就是司馬光。應該說，如果從司馬光的理論角度來講，他是完全有理由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因為我國自古就是人治社會，再好的法律也要靠人來製定和執行。如果沒有人作為基礎，那麼再好的法律也會流於形式，所以治理國家的關鍵不是製定什麼樣的法律，而是如何去執行法律，何況先王的法律還可以進行適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