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瑞芳
十九世紀的世界文壇，正是短篇小說雲蒸霞蔚的時期。契訶夫為首的俄國，莫泊桑領銜的法國，還有納撒尼爾霍桑、馬克·吐溫、歐·亨利為代表的美國，佳作競出。每讀這些堆金壘玉的世界名著時，我不能不望洋興歎，為大師們的才思所折服。但也常常有點兒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國古代短篇小說不僅不比歐美差，而且繁榮得比他們早。當那個著名的美國流浪漢在監獄裏以“歐·亨利”的筆名開始創作時，《聊齋誌異》已經在神州風行了兩個世紀，而且由英國傳教士衛三畏（一八一二——八八四）譯成了英文。
於是，所謂“聊齋”，變成了“綽然堂”的部分再造，而且是不倫不類的再造。三百年前蒲鬆齡到畢家拋妻別子地舌耕，伴隨他度過漫漫長夜的，就是這爐，這石，這床，爾今，它們又來寄聊齋籬下，完成了一個煞有趣味的曆史回環。
“聊齋”是蒲鬆齡紀念館的基點，“文革”前即紀念館之全部。“紅色風暴”中蒲鬆齡墓被掘，故居卻幸運地塵封了起來，因而除四害後迅即“東山再起”，且有日漸擴展之勢。
除“聊齋”外，故居現有好幾個展室。
著作室中展出《聊齋誌異》各種版本，英、日、俄、匈牙利等語言的譯本，裝幀、插圖非常漂亮。聊齋評書、小人書、白話讀本更是琳琅滿目。蒲鬆齡文集、詩集、俚曲、雜著也收藏甚豐。紀念館魯童館長一直潛心收集散佚在民間的蒲氏著作，他曾購進若幹精美的會注、會校、會評本《聊齋誌異》，在鄉間聲明“歡迎以舊換新”，有人就拿光緒年問的石印本來換三會本。魯童很得意地說：“這叫兩滿意。他們的書不就是為了看嘛？有鉛印的新書，還看那石印的破爛？他認為得了便宜了。”學友們都取笑魯童的小詭計，嗟歎他用心之良苦。前不久蒲氏的遺著《藥祟書》又給他們挖掘了出來，引起文學界醫藥界的雙重興趣。另一個展室粉壁光潔，字畫滿牆，當代書畫家吟畫聊齋故事的名作在此彙合。劉旦宅、戴敦邦的仕女畫尤為醒目，那些姿容絕世、和藹婉妙的狐女仙姬似乎可以從畫上走下來。其實，說穿了，這些展室隻展出了“大路貨”。關於短篇小說之王的一手資料，蒲鬆齡的若幹手稿，由墓葬中發現的四枚圖章，還有作家生前用的煙袋、油燈，都被魯童珍藏密收裝進保險櫃中，而且越來越不肯輕易示人了。
為了研究目的，幾年來我數度造訪故居，每次見魯館長，都以“鳥槍換炮”相謔。的確，故居的“勢力”真是越來越大了。
不僅早已把旁姓鄰家“頂”了過來，而且又向西延展，把“蒲鬆齡研究所”的牌子掛了出去。整個蒲家莊也眾星捧月般圍繞故居活動。村西頭建停車場；村東頭開“棚l泉”書屋；“聊齋”賣品部出售蒲鬆齡畫像等紀念品，年盈利達六位數；經營地方風味的“柳泉”飯店門庭若市，日盈利數百；一個拍故居紀念照的毛頭小夥，一年工夫買上了一輛雅馬哈！
三百年前才高氣傲的聊齋先生，因為窮，不得不“屢設帳於縉紳家”，他有多少辛酸？“墨染一身黑，風吹胡子黃，但有一線路，不做孩子王。”（《學究自嘲》）蒲鬆齡的窮在古代著名作家中真是“出類拔萃”了。為了葬母借了學生的錢，好幾年還不上；為了口腹耘人田，無暇顧及自家子孫的學業；年年地憂荒憂病，恨不得田頭禾苗結出銀錢來納稅；在畢家一住三十年，每年不過收“哉生魄”（十六兩銀）多一點兒的銀子，卻要常年梅妻鶴子獨對孤燈。逢年過節才能借上東家的馬沿著奐山路踽踽回鄉。途中有見到奐山山市的奇遇，有心曠神怡的時節，“十裏煙村花似錦，一行春色柳如腰”，更有風雹驟至、苦不堪言時，“風吹岡平拔老樹，橫如蛟龍百尺皤，……右手抱鞋左提笠，一步一咫愁心顏。”當他的兒子漸次長成時，為了蓋幾問草房，蒲鬆齡更是捉襟見肘，“茅茨占有盈尋地，搜刮艱於百尺樓”。他的兒子還是滿孝順的，但他們兄弟數人都沒有奉養老父的能力，隻能在送素絲垂領的老父上馬出村再去舌耕時，深深地感到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