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開阡陌封疆”適應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井田製是以寬一步、長百步為畝，使用末耜耕作。但到商鞅時代，牛耕或人力拉犁的作法日漸推廣，而且用鐵犁耕地，不像耒耜那樣向後退著挖地，而是向前進著翻地，且又快又省力，這樣，原來的百步為畝就不能適應當時的生產發展了。商鞅變法，破除原來的百步為畝的舊阡陌，重新開拓為160步的大畝，建立新的田界係統、新的阡陌，這無疑十分便於犁耕，便於生產。
商鞅的“為田開阡陌封疆”是與“賦稅平”相應的。國家授田時，以官方畝產量為基數，定出稅收額，不管年景好壞、耕與不耕、收與不收，都要以百畝計如數交納。據《秦律·田律》可知，農民於交納糧食作為主要的地稅的同時，還要交當稿之稅，還要征收口賦。按照授田數量(一頃，即100畝)，收芻三石(1石約為60公斤)、稿二石。《秦律》雖寫於商鞅之後，但與商鞅之法有曆史的繼承性，土地國有製下的授田製及其地租形態基本上是沿襲商鞅時的。這種稅收有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督促農民耕作、不使其荒廢土地的積極意義。
商鞅變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具有劃時代的曆史意義，他廢井田、開阡陌，推行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從而在經濟領域實現了封建製取代奴隸製的根本變革，有力地促進了秦國封建經濟的長足發展，使秦國很快成為富強的封建國家。
為了改革成功，商鞅不顧個人安危，與反對派進行了不懈鬥爭。
變法之初，僅首都反對變法的人就達數千，太子犯法更是最高層次的最有危脅性的犯罪。太子駟有兩個老師，一個叫公子虔，一個叫公孫賈，這兩個人也是貴族。由於商鞅的變法自然也觸及到他們的利益，這兩人對此早已耿耿於懷。“小不忍則亂大謀”，便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天天在太子麵前說商鞅的壞話。特別是說到商鞅大權在握，正在收買民心、圖謀不軌時，太子感到自己將來的國君地位受到了威脅。在兩位老師的慫恿下，經過深思熟慮，太子把所見所聞歸納了一遍，於公元前356年在秦孝公麵前狠狠地告了商鞅一狀。於是，太子出麵攻擊新法，要求秦孝公處置商鞅的舉動，頓時，在朝廷引起大嘩。秦孝公聽了太子的批評後，十分惱火，把兒子訓斥了一頓，然後交給商鞅依法處治。
大良造府，燈火通明。商鞅時而在案幾前踱步，時而伏案深思：太子犯法，按法律應當腰斬。可是，太子是儲君，是未來的大王。哪有臣下治大王罪的道理。可是，如果這次不處理，將來誰都攻擊新法，非但朝廷的威信會一落千丈，新法也有夭折的危險。商鞅明白，這是對能否堅持變法、在人民中樹立威信的嚴峻考驗!如果“王子犯法”不能“與民同罪”，那談何變法?談何威信?更談何富國強兵、成就霸業?思來想去，商鞅決定執行法令。但考慮到犯法者身為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能負法律責任，所以下令將公子虔處以杖刑，公孫賈黥麵，以示天下。這雖然並未做到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至少打破了奴隸製時代的那種“刑不上大夫”的舊禮製，受到百姓的稱讚，使新法在秦國得到普遍推行，人人遵法守紀，甚至“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可見變法之徹底和深人人心。後來，公子虔又一次犯法，商鞅毫不留情地依法割掉了他的鼻子。
為了使變法能得到切實的貫徹，商鞅嚴刑峻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次在渭河邊就處決囚犯700餘人，“渭水盡赤”，這雖然是激烈的高壓政策，但也正是商鞅毫無顧忌的表現。
改革是革故鼎新，新舊勢力之間的反複較量是必不可免的，隻有滿懷必勝信心和具有獻身精神的勇士，才能不畏艱險，不怕犧牲，奪取最後的勝利。
商鞅為使變法成功，采取高壓手段對待反對變法之人。但他排斥異己是為公而不是為私，是為了變法大業而非為了個人謀利。寧毀自己一人而成就秦國之強盛，從這一點上來看，商鞅是一個“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為了事業而能奉獻一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