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致全黨無法監督約束自己的領袖。我們必須進一步健全黨的紀律，建立社會主義法製，把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繼續推進政治體製改革，使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化、法律化。在黨紀和國法麵前，人人平等，絕不允許有淩駕黨紀國法之上的特權。
4．曆史教訓我們：必須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這是我們的事業勝利前進的保證。“文革”時期，黨的領導機關和基層組織都停止了活動，全社會陷入了“天下大亂”的無政府狀態。經過撥亂反正和不斷整頓，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在慶祝建黨80周年的時候，我們要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黨的曆史的教育，我們要繼續堅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但要看到時代在發展，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情況。反腐敗鬥爭是關係黨心民心、關係黨和國家前途的嚴重政治鬥爭。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會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在新的曆史時期的偉大轉折裏，經過撥亂反正，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恩格斯曾指出：“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在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們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工程，在21世紀創造更加光輝燦爛的明天!
後記
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1965年5月30日，我在北京市房山縣擔任“四清”隊長時，接到報社緊急通知，火速趕回編輯部。在大今上，陳伯達宣布，中央工作組到《人民日報》奪權！陳伯達說，他來人民日報搞了一個“小小的政變!”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從此，開始了為患十年的動亂。
“文革”進程中，我作為中央黨報的記者，絕大部分時間在作采訪和編輯工作。有段時間還列席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參加所謂“中央首長”的接見，目擊了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反革命分子的現場表演。
我用十年時間，收集積累“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粉碎“四人幫”後，我在完成崗位業務的同時，斷斷續續又花了十多年時間來寫。
由於受曆史條件的限製，眼下還難於了解“文革”全部真情。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隻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也是這樣。
我的晚年，有18年時間獻身於老年事業。1983年，以我和幾位老同誌為主體，創辦了《中國老年》雜誌，任總編輯。1987年，又以離退休老同誌為主體創辦了《中國老年報》，任第一副總編輯、社委會主任。鄧小平同誌先後親筆為這一刊、一報題寫了刊名、報名。為黨的事業，為社會發展的遠景，辦起這一刊一報，是我晚年的兩個心願。《史無前例的年代》這部書，也是在這個期間裏，用十餘年時間寫完的，實現了我晚年的第三個心願。
我的體會是：幹黨和人民的事業，必需有堅強的意誌，飽滿的熱情，鍥而不舍的精神。
在這裏，我特別感謝老朋友、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遲浩田同誌為本書題寫書名；感謝《晉綏日報》老戰友、著名編輯傅真、著名編輯周毅之，朋友任貴銀等同誌，幫我校正全部稿件。我還感謝黨史工作者蘇采青、高級編輯鍾立群，老伴丁帆、兒子紀曉軍及家人，對寫這部書的關心和支持。對我參閱了有關書刊論著的作者，在此也表示謝意，我向他們學了不少知識。我真誠歡迎讀者提出批評意見。
我還要特別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人民日報出版社副社長、高級編輯宋世琦同誌。他對出版本書不僅始終如一的關心和支持，而且以高度負責精神，認真核對，仔細加工了全部稿件。
⑥思⑥兔⑥網⑥
2001年3月時年79歲
1996年6月20日建黨75周年前夕完稿
1999年9月19日第三次修改
2000年“八一”建軍節第四次修改
2000年11月30日第五次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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