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宏峰
人口學把城市化定義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城市，也是我們的》與其說是農民工的人生夢想，倒不如說是對命運的抗爭。一個“也”字就說明了問題，潛台詞就是城市還不是我們的。這個選題從本質而言，是在深刻探究著一代人和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前途的關係問題。
《城市，也是我們的》是中國式農民工發展曆程的寫照，是濃縮了中國三億農民工和三代打工人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態的紀實性佳作。作者把目光投向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工們，以正直、剛毅、深廣的情懷和優秀的才華，關注他們，貼近他們，融入他們，代表他們發出既微弱又鏗鏘的聲音。文學需要生活，而本書的作者是來自重慶的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的親身經曆了18年打工生活的農民工。他出身貧窮，1992年高考落榜後就隨打工潮湧入廣東，因一次畢業證和身份證的丟失而淪落為盲流，曾三次被當做“三無”人員收容。後幾經掙紮和磨煉，不斷從工廠普通員工，到躋身當地交警部門文書、報刊總編輯、文化活動總策劃……曆盡了千辛萬苦。這不僅是一部純粹的個人自傳，也是一本作者挑戰苦難人生的勵誌圖書。書中的語言是樸素的，甚至是不經雕琢的，質樸的語言加上真摯的情感，讀起來倍覺親切自然之餘，極力呈現出生活的原生狀態，很真實很真誠，有真血肉有真感情，有真痛苦有真追求，不是無病呻吟，而是血淚之作。本書真實地反映了進城務工青年的呐喊和祈求，既看到了苦難，也展示了希望；既描寫了血淚人生，也表現了人間溫暖；既關注農民工自身的命運，也關注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前途。“比起中國三億多的農民工，我隻是滄海一粟。農民工現象，是所有國家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必然產物，但農民工問題是我國所獨有。從改革開放那天起，我國就有了農民工，就產生了農民工問題。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農民工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已經製約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影響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這是作者對18年打工生涯的深層次反思，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核心問題。
城市化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誌，也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誌。城市化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曆的過程。提起英國的圈地運動，大家並不陌生。英國用長達600年的時間才完成了資本主義大農場經營方式，而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如此巨大，工業和城市都不夠發達，還不能完全承擔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力的社會保障的需要，雖然在我國現在已經有了三代打工人，他們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目前農民工在城市中戶籍問題得不到解決、享受不到公共服務，更買不起房子，因而無法真正融入城市。農民與土地的分離必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農民工問題也就成為了政府和社會各界長期關注的焦點。
據了解，國內的經濟學家曾經做過計算，在中國過去20年9%以上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中，人口流動的貢獻率為16%左右，也就是1.5個百分點。而在農村，由於人口增加、土地資源有限以及現代生產方式的日益應用，將富餘出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如果人口不能及時地向城市轉移，農業的比較收益就會越來越低。然而，解放的富餘勞動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導，形成的人口流動潮流必將會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同時，沒有相應的措施解決農民工的後顧之憂，城市也不會有充足的、高素質的勞動力。但是，在實際中農民工進城卻承受著諸多的限製和難言的痛苦，這些不僅影響農民工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也對城市的持久發展產生了許多不利的影響。
《城市，也是我們的》記述了20世紀90年代到廣東的打工人員，被廣東人帶有歧視意味地稱為“撈仔、撈妹”。同時，由於一些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一些企業對農民工的權益沒有基本的保障，更不要說“三險一金”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實施以前，員工辭職或被老板找借口“炒魷魚”，拿不到應得的工資和進廠時交給廠裏的押金，這些是常有的現象，打工的兄弟姐妹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血汗錢付諸東流。在秋天的時候，作者打工住的宿舍那張冰冷的鐵架床上，沒鋪蓋、沒有蚊帳、沒有保暖的棉衣服，就是那個爛鐵架床，都是作者流浪了兩個月後才找到的。而且，一無所有的打工人員進廠要押一個月工資。作者在寒冷的深秋，在隻有一張鐵架子床的異鄉，雖然穿著一件廉價的牛仔衣，聽著久違的鄉音，竟然有一股暖流流進心裏。“一找到鄉音/就找到了一條回家的路啊”。在那個年代，打工是辛酸的，家是那麼的溫暖，然而身在異鄉，他們很多時候，隻能是想家，卻不能回家。因為工作兩個多月，所有的工資加起來隻夠路費。而且有的工廠春節隻放三天假，如果回家了，工作都會丟掉的。低工資，沒有醫療保險，看不起病，吃不起藥，住不起院，農民工生病更是成為他們最懼怕的事情。由於農民工的戶口、住房等問題，孩子帶在身邊，上學是一大難題；孩子留在老家讓父母帶，缺少父母之愛又產生了留守兒童的問題，這些都引起了作者的高度重視。近年來，一再出現的“民工荒”應該說與這些對農民工的不平等待遇有相當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