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 老百姓的金庸
l 金庸之誕生
說起來很有些奇怪，名聲顯赫的金庸進行武俠小說創作似乎完全出於偶然：1955年，《香港商報》急需武俠小說連載以招攬訂戶，金氏的好友羅孚遂向該報推薦了金庸，金庸趕鴨子上陣般用自己家鄉--浙江海寧--關於乾隆皇帝的民間傳說為由頭，寫出了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結果是出人意料地大受歡迎。金庸欣喜之餘一發而不可收，甚至為連載自己的武俠小說還創辦了後來在香港聲名赫赫的《明報》。到1 972年寫完封筆之作《鹿鼎記》為止，短短十幾年內居然寫出了十二部長篇，三部中短篇（長篇小說分別是《書劍恩仇錄》、《碧血劍》、《雪山飛狐》、《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飛狐外傳》、《連城訣》、《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俠客行》、《鹿鼎記》，中短篇小說是《白馬嘯西風》、《鴛鴦刀》、《越女劍》）；1994年，由大陸權威的出版社三聯書店推出的《金庸作品集》就多達36卷。
當然，說金氏創作武俠小說純粹出於偶然並不全對。假如我們投機取巧地套用海明威的話則可以說，金庸的創作自有一座"冰山"樣的心理／文化上的準備，至於好友推薦這般具體由頭大可看作浮出海麵的"冰峰"。不過，止是這般具體由頭，無意之中(?)造就了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大"奇觀"：凡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c這甚至於讓某些人驚呼，在中國文學史上隻有兩位（部）作家、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戶曉，真止寫盡了中國的人牛：一是曹雪芹及其《紅樓夢》，另一便是金庸及其武俠小說。此說或可見仁見智，也非常可能讓某些患有魯迅所謂"貴恙"的人反胃或者不屑，倒還是摸準了脈搏，揭出了一些真相。
"家喻戶曉"並不是優秀的別名，與傑出甚或偉大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事實上，武俠小說一向就被正統、嚴肅的學術界不無鄙夷地稱作"通俗小說"而難入其高貴法眼。雖然二十世紀初葉就曾有人盛捧"鼓吹武德，提振俠風"的《水滸傳》，強烈主張小說創作應"演任俠好義、忠群愛國之旨"，甚至號召時人編輯"以俠客為主義"的雜誌，沈雁冰卻站在為新文學鳴鑼開道、搖旗呐喊的立場，斥此為小市民的"迷魂湯"；鄭振鐸則無師自通地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痛貶武俠小說之流行，無非是讀者"懸盼著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寬慰了自己尤希望的反抗心理；"就連幾十年後的金庸迫於壓力，也不得不承認武俠小說雖然也有一點點文學的意昧，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而在一個提倡"血與淚"的文學革命的時代（即新文學草創的時代），"娛樂性"早已被宣布為過去（時）的東西了。搞得一些武俠小說名家滿麵慚愧，乃至宣稱自己是被逼為娼，甚至立即宣布要"退出說林，不願更為馮婦"。即便在今天，正如陳平原先生所指出的，雖然有了金庸這樣的武俠名家橫空出世，也引起了部分好事者的關注，"但在止統文化人心目中的武俠小說仍是毒害青少年的'文化垃圾"。--從前說武俠小說是小市民的"迷魂湯"，現在又變成了青少年的海洛岡。看來問題還都出在武俠小說上。在這種情況下，在正宗的學術界和文學批評界的眼裏，"通俗"的武俠小說不僅根本就談不上"偉大"，連生存的權利也差不多都快被剝奪了。
但擺出一副社論麵孔的高貴的學術界似乎忘了，它津津樂道的作為"純文學"的小說，其實與所謂通俗小說一樣，恰好也起始於和正史文化（史官文化）相對立的民間野史文化。--強行被分為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不過是同出一母的兄弟。而真實的情況倒恰恰是：世上並沒有什麼"純文學"和"通俗文學"之別，隻有優秀的文學和不優秀的文學之區分。姑且不忙論涉這一點，退一萬步說，我們隻需要問，當年的《三國演義》、《水滸傳》之流不也正被正統文體（比如詩、文）所打擊和嘲笑嗎？《金瓶梅》被斷言為"誨淫誨盜"，嚇得作者連姓名也不敢署，倒也給其後貌似高深的學者準備了鐵飯碗；《紅樓夢》呢？那是破落戶的惆悵，很長一段時間也難入經生儒±的尊眼，至於走紅甚或火爆，不過百餘年間的事。即便是號稱"言誌''的詩歌，也長久以來通被看作"載道"之文的"餘事''。今人以西洋小說為參照，以為隻有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隻有馬爾克斯、博爾赫斯才是純文學，才稱得上正經、嚴肅，殊不知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早已為這種說法的荒誕不經道出了行狀："小說在西方地位低下的跡象至今還能看到。"--哪管你是喬伊斯還是普魯斯特！這大約還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窮措大之舉吧？
重要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金庸的出現恰好足以讓自封高雅的批評界難堪了：一方麵依然是采取痛斥和不屑一顧的態度，卻又無從打倒；另一方麵是高度讚揚以至於推崇備至，卻又找不到切合實際的批評方略。這差不多算得-卜一個不大不小的報應了。魯迅曾諷刺過自封高雅的林紓等輩："四萬萬中國人嘴裏發出來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憐煞人。"雖說是針對"崇文言而貶白話''所發的議論，用在這裏怕還有些道理。是啊，麵對此情此景，批評界又該怎麼辦呢？
學術界無論如何也應該注意到一點：為什麼以金庸等人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在今天還有這麼大的市場？為什麼他的作品會經久不衰？新武俠小說一般都以古代為時空坐標，這和提倡現實主義、關注國事民瘼的現實主義（更不用說現實本身）相距何止天壤，為什麼眾多讀者偏偏喜歡與自己的現實人生處境八杆子也打不著的古人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呢？這一切難道真的不值得深究？哪怕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深究？
曾經風靡一時的港台作家尤金、瓊瑤等人，在大陸讀者心目中曾經留下的印象，現在恐怕已經煙消雲散了--至少隨著讀者從少年變為成年，他們（她們）的影響力已經逐漸減縮到了最低程度，而金庸仍然是中國大陸各階層讀者心中一塊巨大的磁石--猶如《書劍恩仇錄》中大漠古城王官裏的巨大磁石--，仍在吸引讀者、挑逗讀者的胃口。這有一印再印的三聯版《金庸作品集》為讓。麵對如斯境況，我們也許不應該再保持緘默。魯迅《狂人日記》裏那位瘋子有言，"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對我們來說，情況依然是這樣。讓我們把所有關於"通俗"的武俠小說的言論，所有關於金庸的"說法"（不論好壞），都暫且懸置在胡塞爾的那個括弧內，先從"心靈現象學"的水平上來一番檢討再說。
2 替人民做夢
接受美學的重要原則，就是要考察某一部（類）作品包含著何種程度的"期待視野"( Horizon Expectation)；期待視野越大，但還不至於和讀者的心理渴求完全同一時，讀者從中獲得的共鳴愈強烈，不言而喻，該類作品的消費量也就越大（但不一定越優秀）o欣賞者在進入欣賞過程時，並非像一個神偷那樣，以"妙手空窄"的心理白板去"順應"文本，而是以一種完整的內在經驗模式和心理期待去"同化"文本，並由此得到對自己內心需求的證實--這就是期待視野的本義了。期待視野的形成，涉及到讀者的誌趣、愛好、個人情懷以及時代與社會思潮；而最大者莫過於潛藏在讀者心中的集體無意識了。榮格說："集體無意識並非來源於個人經驗，並非從後天獲得的，而是先天存在的。"榮格那個看似玄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集體無意識''，其實具體地來源於一個民族長期的曆史承傳和"積澱"，並通過我們的行動和動作得到表彰。"考察某類作品包含著讀者何種程度的期待視野"，最主要的大概就要數考察它包含有何種程度、何種形式以及何種內容的集體無意識了。
遺憾的是，以此為角度去探尋金庸及其武俠小說存在的合理性的工作目前做得還太少；武俠小說的合法性，單憑一句"存在即合理''的黑格爾式斷語其實並不濟事，它和說武俠小說是¨文化垃圾"、"迷魂湯"並無什麼差異。華萊十·馬丁說了，文學評論家很少屈尊去研究流行的、公式化的敘事類型，如偵探小說、現代羅曼司、西部小說、連續廣播劇；如果它們的無意識內容能夠被發現的話，它們也許會提供一些有關我們社會的有趣信息。華萊士的提醒固然讓人神往，聽見尤其是聽懂的人好像並不多。金庸的新武俠小說堪稱另一種意義的"現代羅曼司"，雖然他筆下的時空是古代中國。但這並不妨礙讀者的興致。
郭靖呆鳥一個，卻機緣巧合學成絕世武功，立功殺敵，聲名響逾身後（《射雕英雄傳》），這該為那些想當元帥卻未當成的好士兵提供了多少想象和意淫式滿足！韋小寶流氓無賴之身，卻幸禦七個出身高貴的絕色美女（《鹿鼎記》），讓那些偷偷摸摸找情人、一門心思渴望婚外戀的現代人多想回到小說中，代替"陽具有無限活力"（胡河清語）的小無賴......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在"形勢一片大好"的車站、碼頭，甚至家中遭搶劫、遭傷害，卻不敢也無力拚死向前討還公道和討還"說法"時，自然希望令狐衝（《笑傲江湖》）、袁承誌（《碧血劍》）、喬峰（《天龍八部》）、張無忌（《倚天屠龍記》）、胡斐（《雪山飛狐》、《飛狐外傳》）......從書中出來，替我們打發了眼前的混賬玩意，如同他們經常在金庸筆下做過的那樣。
唐君毅意味深長地感歎道："俠義之精神，則由宅心公平，欲抱不平，以顯正直，而歸平順"，並"伸展人間之委曲，使千裏之外，聞風慕悅。"--用一句海子的詩說，"我們在千裏之外的沙漠上"就聽見這種可愛的俠客精神了。金庸的小說在中國有這麼大市場，無疑與中國漫長的重人治而不重法製的封建社會，噩夢般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離亂史有關。一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就是對這種漫長的離亂史最有哲學意味的總結；也和由此形成的渴望被救助而不是自救的民族心理有關。俠客，就是金庸為我們提供的眾多救助者中最誘人的一種。
有人指出，中國的俠是為了一種不屬於自我的、指向他人的義而行俠，"指向他人"正好與"被救助"的心理期待一拍即合；"在我們的觀念裏，俠是一個急公好義，勇於犧牲，有原則，有正義感，能替天行道，紓解人間不平的人。他們雖然常與官府為難，但總站在民眾一邊"，這就更把話講白了；至於俠客"可以濟王法之窮，可以去人心之憾"，更是一語道破，決不遮遮掩掩；而"真是行俠仗義之人，到處隨遇而安。非是他務必要拔樹搜根，隻因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與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個俠字"，人們渴望的也恰好是這種"見了不平之事""便放不下"的人物......鄭振鐸曾經挖苦他那個時代的讀者懸盼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寬慰了自己無希望的反抗心理，雖說是站在"反對黨"立場講話，卻頗見功力。順便說一句，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同意陳平原先生的觀點：武俠小說之流行也許並不是一樁值得慶賀的好事，哪怕是在今大，哪怕是在今天的朗朗乾坤當中。
俠一出現，便引起了統治者的高度恐慌。《韓非·五蠹》申斥道："俠以武犯禁。"一個"犯"字可罔可點。苟悅《漢紀·孝武紀》則說："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日遊俠，二日遊說，二日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行於也者，謂之遊俠。"這個評語來得意味深長。君不見，大字不識一筐的張無忌"立氣勢"當了明教教主，整日裏人談多角戀，而他的"私交"楊左使、範右使還籌劃讓他當皇上哩。若不是野心家朱元璋犯上作亂鎖拿了教主，明朝的天下說不定要姓張了（《倚天屠龍記》）。而這似乎也有野史為證。據說，剛當皇帝的朱洪武曾誌得意滿地對劉基說： "本是沿途打劫，沒想到弄假成真。"嚇得劉伯溫連忙伸出頭去，看看是否有太監在偷聽......張無忌其實也有機會"弄假成真"的，隻不過據金庸說他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家而已。偽俠客兼小流氓韋小寶，混跡於清官與天地會，贏得了敵對雙方的共同好感，大儒顧炎武甚至建議讓他當皇帝，以救我大漢民族於清人之水火（《鹿鼎記》）...'
此情此境，在統治者看來，俠是社會不穩定、危及自身統治權威的重要因素，自然在殘酷打擊之列。美籍學者劉若愚在《中國之俠》中指出，西方的騎士是封建製度的支柱，中國的遊俠則是封建社會的破壞力量。向以神州華夏為天下的中國王權，自然不屑於知道西夷的騎士，卻實用主義地知道了本土的俠對自身統治生死攸關的利害所在。基於這樣的考慮，才有秦始皇"收天下之兵，鑄以金人十二"，當然，秦贏政肯定不會忘記沒收俠客手中的寶劍；漢武帝強令長安豪俠遷徙茂陵，不惜殺戒大開，倒也史有明載。到了金庸小說，康熙屢命他的"朋友"韋小寶去撲火大地會（《鹿鼎記》）；乾隆用洋槍射殺其民間傳說中的弟弟陳家洛的紅花會諸雄（《書劍恩仇錄》），更是著眼於此。
不過，統治階級自有力不到"七寸"的時候：《書劍恩仇錄》裏的好漢子趙半山、無塵道長等人，雖九死尚餘一生，在《飛狐外傳》中依然仗劍鬥狠，不時視官府為寇仇--俠在遭到韓非痛斥後並未銷聲匿跡，也並未曾如魯迅所說的那樣全變作了上海灘的流氓。雖白《漢書》以降，正史幾乎通統不載，俠卻在近兩千年的中國詩文、戲曲、裨官、野史中不斷出沒，及直唐宋豪俠小說、清代俠儀小說而至二十世紀新武俠小說，一時蔚為壯觀。不過，真實的俠已變作了紙上的俠，不大再走人塵世，卻活在老百姓的期待視野裏、集體無意識中。儒俠（比如陳家洛、郭靖、袁承誌）、道俠（比如令狐衝、風清揚）、佛俠（比如虛竹、一燈大師）、丐俠（比如洪七公）、邪俠（比如夏雪宜、莫大先生）、瘋俠（比如桃穀六仙）......金庸筆下諸如此類的俠客，不過是眾多新舊俠客中的一批--當然，他們是更有吸引力也更能滿足讀者渴求心理的一批。
俠大多出沒於亂世；或者說，亂世需要俠，也造就了俠。吳熾昌曾說： "此俠客也！占今恒有之。弟茫茫宇宙，其人安在耶？俾予遇之，願再拜而投諸門下，習其術，抽取天下貪墨之財，以濟四窮而助公舉，不亦快哉！"--在曆史上是這樣，在金氏小說中也同樣如此。金庸的小說集中火力體現了"需要俠"這一特質，因而極大滿足了讀者潛意識深處渴望被救助而不足自救的期待視野。據說，蘇東坡曾為此感歎不已："噫！吾聞劍俠世有之矣！......有險陂邪怪者，輒決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呼！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悛，以結人怨者，不可不畏隱娘之事也。"這差不多是集警告"險陂邪怪者"和欣慰能"被救助"於一體的上好說明了。《七劍十三俠》第一回說："天下有這三等極惡之人（即貪官汙吏、惡勢土豪、假仁假義--引者注），王法製他不得，幸虧有那異人、俠士、劍仙之流去收拾他o"而"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的亂世，在中國曆史上曾層出不窮；連一向為統治階級說盡了好話的歐陽修，也有偶爾的大徹大悟： "此劍在人間，百妖夜收行。奸凶與佞媚，膽破骨亦驚。''不是王法治他（即"奸凶與佞媚''）不得，要真的如此，歐陽修就不會為統治階級的正史文化說話了；而是王法不治他，要真不如此，歐陽修也就不必假劍破妖了。
亂世就更是這樣。金庸小說的時空坐標往往安放在宋末（《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等）、元末（《倚天屠龍記》）、明末（《碧血劍》）、清初（《書劍恩仇錄》、《鹿鼎記》），就是鑽了這一空子。很難設想，清明世道會有"負劍遠行遊''、"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欲報天下不平事，方顯人間真丈夫"的俠客。方以智說得好極了： "上失其道，無以屬民，故遊俠之徒以任得民。"太史公更是用飽含同情的口氣說：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連聖者虞舜也曾窘於井稟，伊尹還貧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至於"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裏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更是人間常事。他們已經如此這般了，"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司馬遷用反詰的語氣問道。
武功在身的楊鐵心、郭嘯天，離亂年頭尚且性命不保，更何況他們牛家村的老弱病殘、婦女兒童（《射雕英雄傳》第1回）!陳家洛的紅花會諸雄，在救了因未婚妻被人搶去做妾上吊自殺的周阿三後，此人不但不感激救命者，反而埋怨他們： "爺們還是讓我死的好！"俠客章進嘲笑周阿三："你這人沒出息，幹嘛不和這姓方的去拚命？"另一個女俠駱冰卻嘲笑章進："他有你章爺的一成本事就好了！"（《書劍恩仇錄》第九回）看見了吧，這就足連"中材"也還談不上的小民在亂世經常會遭遇到的真實景況。"世何以重俠遊？世無公道，民抑無所告訴，乃歸之俠也。"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近人柳亞子的詩句"亂世天教重俠遊"，也許倒"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上失其道''的亂世，文人學士尚且可以自建一座桃花源避禍躲殺， "中材"之人或"材"遠不及"中"的"愚民"、''群氓"毫無能力自保，懸盼"濟貧白有飛仙劍"，大約也不應該得到過分譴責吧？讓每個人在受到殘酷傷害時都去舍身炸碉堡，去殺身成仁，都能起來做著有希望的反抗，聽起來固然豪雄，實行起來未免太難；蓋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愚民''、"群氓"倒也許更能深解"好死不如賴活"的精義--那一幫躲進桃花源卻又指手畫腳的文人士大夫們，難道真的不懂"好死不如賴活"？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身體是知道的！危難關頭，"遊俠救人於厄，振人不贍"，畢竟為沒能力、無膽量的亂世草民，提供了與文人學士桃花源相類似的安慰之物--比如那被搶走未婚妻而絕望上吊的人，就因為有了紅花會諸雄才得以報仇雪恨，有情人終成眷屬。這種潛藏在心裏的，從曆史上長期積澱和承傳而來的渴求被救助的弱者的潛意識，其慣性所及，使現時代的讀者在閱讀金庸的武俠小說時仍激動不已。"俠之大者"（金庸語）郭靖，在襄陽太守於金兵兵臨城下驚慌失措擁姬妾在桌下狂抖不已時，以一個草民身份率眾抗金，救滿城百姓於水火，免去了一場玉石俱焚的大災難（《射雕英雄傳》）；袁承誌施展絕世武功，仗劍揮殺明兵，救無數貧民於斷頭流血、命如螻蟻之際（《碧血劍》）--"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正是亂世"草民"一點可憐的幻想。幻想中的俠客已成了他們的"佩劍神"，俠客也因此早已成為榮格所說的"原型"。
《史記考要》稱司馬遷《遊俠列傳》乃自傷身世之作，顯示出柯維騏作為史家知人論世的深湛洞察力："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遊，緘默自保，"當此危難關頭，所有平常為自己敞開的大門業已悉數關閉，司馬遷念及"救人於厄，振人不贍"的俠客，當在情理之中。"天下多有不平事，人間難遇有心人。如司馬遷、周阿三這樣遭受"不平"者委實過多，"有心人"則未免太少。"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此之謂也。黃公度與梁啟超書日： "二百餘年......葸懦成風，以明哲保身為要，以無事自擾為戒，父兄之教子弟，師長之訓後進，兢兢然申明此意，浸淫於民心者至深。"這差不多是''難遇有心人"的的注，也是"俠骨無多"的根本緣由了。由此是不是也可以反證人們是多麼地渴望俠客、渴望被救助的心理圖示呢？
張潮說："胸中小不平，可以酒銷之；世間人不平，非劍不能消之。'，問題是，會仗劍以求公道的總歸隻是一小撮，殺人作惡者中卻又是"練家子"居多，比如西毒歐陽鋒（《射雕英雄傳》）、偽君子嶽不群（《笑傲江湖》）、鷹爪孫張召重（《書劍恩仇錄》）、道家逆徒玉真子（《碧血劍》）、狂徒丁春秋（《天龍八部》）......更是奢血成性、殺人如麻的高手中的高手。即便是李逵劫法場，掄起板斧排頭砍去，據魯迅揭發，首先砍的卻是無罪的看客；萬世敬仰的武都頭為報大仇，血濺鴛鴦樓，竟殺死張都監一家十五口；《無雙傳》中的左押衙行俠，卻也"冤死者十餘人"。像袁承誌、郭靖、狄雲（《連城訣》）、張無忌（《倚天屠龍記》）那樣有機會又有能力報仇者，更是少之又少。當真是"笑亦何奇，哭亦何奇，胸中塊壘當誰告？"懸盼俠客的．出現，渴望自己也能成為俠客，構成了危難之時中國人的典型心態，其累積加疊，早已變作集體無意識內化於國人心理深處，因而在讀金氏小說時引起的強烈共鳴自不待言。與其說讀書流淚替古人傷心，毋寧說是在自己的期待視野地驅使下為千萬個中國人中的這一個"我"而悲傷。在漫長而殘暴的封建製度下，"俠"仿佛成了一般老百姓能抱有的唯一能擺脫噩夢般災難的"白日夢''了。有人說，俠常常代表著芸芸眾生那些基本的，但往往是得不到正常允可的人生與社會理想，由此俠成了一種文化現象。當然說得很對，但應該再加上一條：俠更是一種心理現象，它是集體無意識的物質化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