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們需要怎樣的新人格
一、現代性視野中的宦豎人格批判
1．"五四"時期對國民性的反思
奴性是中國傳統道德的病毒，是束縛人民的囹固。到了近代，奴性嚴重地阻礙了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奴性不除，社會轉型的任務就不可能進行。於是，一些先知先覺的中國人展開了對奴性的批判。他們認為，中國要強盛，首先應改變國民的精神麵貌，要讓奴才變成真正的公民。數千年之腐敗，推其大原，皆自奴性來。
中國思想啟蒙運動，應當從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為開端。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對奴性有所論述。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極為大膽的一本思想書，說出了幾千年來人們都不敢說的話。他指出："君為天下之大害"，君主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官宦"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凡是為一家一姓天下賣命的，都是奴才。顧炎武在《日知錄·廉恥》裏痛斥那些投降清朝貴族為"閹然媚於世者"。
關於國民奴性產生的原因，有人分析是長期曆史形成的。載於1903年《國民日報》的《箴奴隸》一文指出：
奴隸非生而奴隸也。蓋感受三千年奴隸之曆史，熏染數千年奴隸之風俗，隻領無數輩奴隸之教育，揣摩若幹種奴隸之學派，子複生子，孫複生孫，謬種流傳，演成根性。有此根性，而凡一舉一動，遂無不露其奴顏隸麵之醜態，且以此醜態為美觀，為榮譽，加意修飾之，富貴福澤，一生享用不盡。於是奴隸遂成為一最普遍、最高尚之科學，人人趨之，人人難幾之（難以到達符合統治意誌的狀態）。趨向既日盛一日，而根性乃日牢一日。至於近頃，奴隸成為萬古不磨之鐵案，無從推翻，遂組織一龐大無外之奴隸國。
奴性的養成與教育有關。傳統的蒙學、國學在教育方麵實施的是奴性教育。有學者曾經在1903年的《國民日報》的《箴奴隸》一文中指出："兒童學語之初，即告以奴隸之口號。扶立之頃，即授以奴隸之跪拜。借口於佩艄佩鰈之訓，而贈以奴隸之徽號。不日金玉滿堂，則日三元及第。而童子者，乃奉此口號跪拜徽章，牢印於腦膜而不能去。未幾入塾矣，先受其冬烘之教科，次受其豚笠之桎梏；時而撲責，時而唾罵，務使無一毫之廉恥，無一毫之感情，無一毫之競爭心，而後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隸之格。"
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主張人權平等，破除奴性。他在《敬告青年》中說："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豐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民各他人之理。"陳獨秀主張廢除奴性道德、奴性文章、奴性人格。他認為，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如果不圖改進，是驅民眾於世界之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
2．梁啟超論奴性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別署飲冰子、飲冰室主人、哀時客、中國之新民等。他是廣東新會人，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也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先行者。自從時代產生了粱啟超，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人幾乎沒有不受其影響的。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實在是太多，一言難盡。他處在清末民初社會，關注得最多的是國民性格與人格的振興，對奴性談論猶多。這些議論，體現了民族的情懷，思想的呐喊，值得我們加以研究。
梁啟超關注國民性，其代表性論著主要有：《嗬旁觀者文》、《中國積弱溯源論》、《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過渡時代論》、《中國人之缺點》、《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中國道德之大原》。最有代表的論著是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陸續發表的10萬餘字專著《新民說》。《新民說》是中國近代最早產生的係統的一套改造國民性理論，其中全麵剖析了中國人心靈深處的國民性的弊端及其根源，闡述了"新民"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以及理想模式和實現途徑。梁啟超對奴性的界定
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認為奴性是國民普遍性的問題，人們的是非觀念顛倒了，甚至對奴性習以為常，將沒有奴性的人當做另類，"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專為我、不甚好偽、不安怯懦、不樂無動者，則舉國之人，視之為怪物，視之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他又概括奴才們的突出特點是一個"無"字，說奴才"依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諂媚之外無笑話，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又分析了奴才們的心理變化，"得主人之一盼......以為榮寵"，"及攖主人之怒......乞下股栗"。奴才在主子麵前活像一條狗，給一個笑臉，就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挨了一頓批評，就像大難臨頭，如喪考妣。
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談到奴才都是一些麻木的人，不僅無血性，甚至不知道恥辱。可恨的奴才們，哪怕國家麵臨滅亡的緊急關頭，就要當亡國奴的時候，也不知道著急。當"聯軍人北京"之時，人們舉著小旗幟（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在街頭歡迎洋主子，不僅喪失人格，國格也完全沒有了，真是國家與民族的悲哀。梁啟超寫這段話時，情緒特別激動，自稱"吾語及此，無眥可裂，無發可豎，吾惟膽戰，吾惟肉麻"。
奴才之所以多，人心之所以麻木，梁啟超認為是國家衰老了，民族衰老了，時代處在末世了。他在《少年中國說》中描述老大的中國的模樣是"麵皴齒盡，白發盈把"，而民眾們"舍待死之外無事業"。梁啟超為老大的中國擔憂，認為"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國家不振，最怕的是民眾墮落，怕的是人心已死。麵對競爭的社會，奴才隻知道頹唐、歎息、待死。梁啟超希望人們"以孥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去掉"頹然"之麵孔。
梁啟超在《中國人之缺點》中指出："吾中國人之缺點可得而論之矣。一日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二日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三日隻能享專製而不能享自由。四日無崇高之目的。"關於奴性的根除
梁啟超在《新民說》中主張破壞舊製度，從根本上挽救中國，煥發國民精神，他說：
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蛹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
梁啟超主張變法，他在《變法通議》中呼籲"法者天下之公器，變者天下之公理"。這段話至今還有價值。
梁啟超主張從思想上鏟除奴性，他在《新民說》中指出救國不如救心，救國先要救心。"若有救真自由者，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如果奴隸之心不除，就會似蠶在繭，似膏在釜。被人當做奴隸是可怕的，是不能接受的，而自己把自己當做奴隸，人人懷著一個奴隸心，那將是更加可怕的事情，是更不能接受的現象--
人之奴隸我不足畏也，而莫痛於自奴隸於我。自奴隸於人猶不足畏也，而莫慘於我奴隸於我。......辱莫於心奴。
這些議論如同霹靂，對當時沉悶的社會有很大震動。梁啟超在《變法全議》中主張開民智、紳智。他在《新民說·論自由》中昂然自稱："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友之，時而師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這種境界是很豪邁的。
如何除掉心奴？梁啟超提出：(1)勿為古人之奴隸。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古人說的話不一定全對，"四書六經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憚也"。(2)勿為世俗之奴隸。梁啟超批評："當晚明時，舉國言心學，全學界皆野狐矣；當乾嘉間，舉國言考證，全學界皆蠹魚類。"(3)勿為境遇之奴隸。"戰境遇而勝之者則立，不戰而為境遇所壓者則亡。"(4)勿為情欲之奴隸。"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謂之自勝，自勝之謂強。"
梁啟超主張從青少年做起，他在《少年中國說》中說：
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
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
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又說：
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鞭莖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
梁啟超主張宏揚古代的氣節思想。他喜歡宋詞，崇尚宋人氣節。他晚年喜歡從宋詞中摘句子，用於欣賞。他臨死前還在編《辛稼軒年譜》，辛稼軒是南宋抗金名將，在詞學上有重要成就。梁啟超似乎認為他與辛稼軒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忘我地開展研究，偶爾發現一條材料，喜不自盡。
梁啟超主張從自己做起，他與譚嗣同、嚴複、蔡元培等人誌氣相投，他的弟子蔡鍔、蔣百裏、張君勱、徐誌摩都是有個性之人。他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呼籲："必有氣焉而後可，必有智焉而後可，必有力焉而後可，必有群焉而後可，必有動焉而後可。"意為新國民應當有誌氣，有智慧，有力量，有群體，有動作。他在《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中說："吾以為不患中國不為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
梁啟超提倡自由思想。他在《論自由》中說："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又說："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所謂自由，具體的就是政治上之自由，宗教上之自由，民族上之自由，生計上之自由。
3．魯迅對奴性的認識與批判
近代以來，反傳統最堅決，最深刻的文人，莫過於魯迅。盡管21世紀以來，對魯迅的評價有這樣或那樣的非議，但魯迅這麵文化大旗卻仍然聳立在人們的心中。在千千萬萬個文化戰士中，魯迅是走在時代最前列的先鋒大將。
魯迅以悲觀的心情看待中國的文明，他曾在《墳·燈下漫筆》中說："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又說："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梁啟超說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譜"，到了魯迅筆下，則成了"相斫書"和"獨夫的家譜"。魯迅眼裏沒有開明盛世，也沒有賢明君主，統統都是"獨夫"。魯迅批判中國文化，認為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
魯迅以失望的心情關注中國人的生存狀況，他在《墳·燈下漫筆》中指出：
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
魯迅認為滿世界無非是"吃人"二字，可見他是一個極度的悲觀主義者。
魯迅非常關心下一代人的品性。他1933年在《南腔北調·上海的兒童》中，論述了中國人常說的"好孩子"，認為這些孩子"低眉順眼"，看起來乖巧，實際上奴性十足，是沒有希望的。如果依賴他們，"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魯迅認為各國孩子都有其突出的人格特點："英國沉著，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1934年，魯迅在《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中說："中國一般的趨勢，卻隻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麵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日'有趣'。"這樣有趣的孩子，是難以挑起中華民族曆史重任的。
魯迅讀過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一書，盡管其中盡是對中同人的揭短，但魯迅主張用平和的心態讀，大可不必抵製。魯迅還主張看外國的電影，指出："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他認為崇洋不等於媚外。西方有值得崇敬的地方，就應當學習。學習西方，不等於媚外。中國處於過渡口寸代，要進入"第三樣時代"的方舟，一切努力都要圍繞這個目標。
魯迅認為盲目排外，不等於民族精神；盲目固守中國傳統，不等於愛國。他在《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中說："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
魯迅一直在思考國民性。他認為：歐美之強，根底在人；中國之衰，根底也在人。國民性不變，中國人即使身體再強，也不過是殺頭示眾的材料。魯迅最討厭叭兒狗，反感受豢養的文人，他認為叭兒狗沒有一點雄風，躲躲閃閃，亂鑽亂咬，搖尾乞憐，自己沒有生存能力，全靠主子豢養，是奴性卜足的孬種。魯迅評《水滸》，批評宋江隻反貪官而不反皇帝，大軍一到就受招安，充當鹿犬去打別的強盜去了，結果，這造反起家的英雄"終於是奴才"。魯迅對他老師章太炎的個性很欣賞，他在《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說："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入；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
魯迅在《呐喊·自序》中指出：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他主張改造國民劣根性，倡導"橫眉冷對幹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魯迅是最有骨氣的中國人之一，他憎恨奴性，討厭宦豎的奴媚。我們要學習魯迅的精神，培養自尊、自信、自強、自立的人格，昂起頭，挺起胸，堂堂正正地做人。魯迅有叛逆精神，也時常反思他自己，並總是感到不安。他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中說：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這話的本意，是不願當奴隸，害怕當奴隸，痛恨奴性。魯迅總是麵臨著各種外在的壓力，政府通緝他，查封他的著作；文入圍攻他，不理解他。世間有太多的不快之事，魯迅承受著，但從沒有改變自己。魯迅反傳統，反對的是腐朽的傳統，反對的是奴性的傳統。中國要自強，不能把傳統的包袱背得太重。在魯迅看來，人文主義傳統與奴性傳統是根本對立的。反對奴役，張揚民性，需要的思想武器是人文傳統。人要有個性，堅守獨立的思想，表達獨自的話語立場。
二、小人之帶與君子之學
中國古代學問的核心是"人"學。入學的核心是"君子"之學。什麼是君子？古代"君子"的標準對今天有什麼啟示？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l．小人之術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按人的素質、才幹、言行、實績，古代把入分為聖賢、君子、庸人、小人。宋司馬光即是這樣劃分的。聖賢隻是極少數人，如孔子、孟子等，但古人又說"人人皆可成堯舜"，即人人皆可成聖賢。可是，如果能被社會和屆世公認為聖賢，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君子的精英實際是聖賢。君子介於聖人與庸人、小人之間。《禮記·哀公問》記載："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
小人一般指社會低下的勞力者，但更主要指素質很低的人。小人和君子是相對的。古雲："君子幹言有一失，小人千言有一當。"評價一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也是相對的。有時侯需要相當長的曆史積澱，才可能評判君子和小人。古代沒有"小入學"，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小人。但是，社會是一個大染缸，人們無形中學會了小人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