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英意識使左翼文學創作，在處理"情"與"理"的關係上，顯得過於簡單且十分的粗糙，無論是敘事還是描寫，"情"與"理"都是以直白的語言直接呈現在讀者麵前，缺乏應有的藝術內涵和審美張力。如早期的"普羅革命文學"作品，幾乎都是以兩人對話的空間世界或以主人公的內心獨白，在靜態的描寫中去表現革命者的人格品質。為了避免故事情節的枯燥平淡，作者隻好借助於愛情的浪漫抒寫去間接地傳達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理想。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革命+戀愛"小說的一個最顯著的美學特征。盡管"左聯"對於這種創作傾向有所糾正，作家的視角也轉向了社會現實生活的本身，使作品的藝術表現空間有所擴大，但是左翼革命文學仍未完全擺脫創作主體政治情感的主觀直敘性，這無疑使作品文本過分張揚了政治革命的理想色彩而缺少藝術審美的厚度與張力。如華漢的《深入》和《女囚》、歐陽山的《鬼巢》、胡也頻的《同居》等作品，都是比較典型的範例。《深入》不僅描寫了老羅伯父子率領農民武裝同反動警察浴血奮戰的英雄壯舉，並且還讓負了傷的老羅伯在慶功祝捷大會的主席台上，用政治家的口吻暢快淋漓地抒發了革命者共同的人生奮鬥理想："為了我們自己的衣食住，為了我們大家的衣食住，為了我們大家的子子孫孫的衣食住，為了我們將來的全人類的衣食住，我們用不著怕用不著哭，我們隻有拿我們這一點一滴的熱血去拚啊！"《女囚》則在描寫了女性革命者趙琴綺在遭受淩辱殊死反抗的同時，作者更是讓其以主觀抒情的方式在監獄中展開豐富的聯想，並用幻覺意識的漂浮性去直接投影工農革命武裝砸開反動派的牢門，以片片血霞"把滿天渲染成新鮮的赤色"的革命暴動場麵。歐陽山的《鬼巢》，其本意是想以象征隱喻藝術表現的形式，通過主人公高剛的三個奇異的"夢"，去表現大革命前後中國社會革命運動的波瀾起伏，但由於創作主體過分宣泄張揚了自己強烈的主觀情緒，從而使主題的"隱喻"性變成了"理念"的直敘性。胡也頻的《同居》，則更是以絕對主觀化的藝術想象力，為人們虛構了一幅未來美好家園的理想藍圖：
從前很愁苦的人們都變成很快樂很活潑的了。婦女們更快樂活潑的厲害。她們從前都是沒有出息地關在貧苦的家庭裏弄飯，洗衣，養小孩，喂豬，像犯人關在監獄裏一樣，看不見自己的光明，現在她們是好像在天上飛的鳥兒了。她們的生活自由了沒有壓迫，沒有負擔。並且也不害怕丈夫了。她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和男子們結識。她們還可以自由地和一個"同誌"跑到縣蘇維埃去簽字，便合法的同居起來。她們生下的兒女也由"公家來保管，不用自己來擔心"。
左翼文學運動的政治精英意識，正是以這種極度浪漫主義的社會革命理想，向讀者傳達著知識分子精英群體對於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政治使命與美好前景的主觀理解。
全麵回顧和探討左翼文學運動的發生與發展過程，我們明顯可以感到它實際上隻解決了一個無產階級意識精英化的理論認識問題，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知識分子精英與人民大眾群體之間思想對話交流的平等原則問題。當左翼作家以其強烈的政治精英意識充分張揚著知識分子的個性立場時，那麼實際從事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社會主導力量，必然要對其思想的偏頗和理論的幼稚進行必要的糾正。隻有從這一認識角度出發，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講話》發表所產生的巨大的時代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