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百年中國文學與主流意識形態 第二節百年主流意識形態文學的理論基礎(3 / 3)

"典型論"在西方近代文論中,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方法論問題,主要涉及文學創作過程中對生活原型的加工與提煉,以便使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更為集中、更具有讀者閱讀的真實感和藝術形象的豐富性。從現有的資料來分析,"五四"時期新文學作家對於"典型論"的認識比較膚淺,基本上是處於一種理論的模糊狀態。一方麵他們是在藝術審美的範疇內,探討文學"典型"的構成要素和具體表現手法,強調作家的創作應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去對現實生活進行高度的概括,以求得作品藝術上的真實。如胡適認為:一個作家從事文學創作,僅有豐富的生活閱曆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 imagination),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體會出來,一一整理如式,一一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胡適由推崇文學的"真實性"而注重"典型"的美學意義,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將"典型"視作文學"真實"的藝術本質,這是對西方現實主義理論主張的一種自覺的認同行為。當然,這種見解在"五四"新文學時期是很有代表性的,無論是魯迅、茅盾還是鄭振鐸、周作人,他們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也都大致相同。不過另一方麵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由於受傳統文化實用主義哲學思維的影響,新文學作家在對"典型"性質的理解上,明顯又存在著一種超越藝術方法論而刻意追求其社會功能價值的思想傾向。比如,他們認為"典型"作為"真實"的最高表現形式,它絕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的審美對象;它更應該成為"時代的肖像",並應具有"激勵人心的積極性"。"五四"新文學作家對於"典型"意義的這種解讀方式,實際上已開始初步顯露其鮮明的社會功利性,並為"典型論"後來的政治意識形態化闡釋鋪平了道路。"左聯"時期,隨著無產階級價值觀對文學領域的全麵浸透,"典型論"的實際意義已發生了質的變化。與"五四"新文學淡化"典型化"的態度截然相反,左翼文學運動則十分看重"典型化"的政治功能作用。在革命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體係當中,"典型化"的概念不僅是"反映論"文學觀的核心本質,而且也是衡量文學"真實"性的惟一標準。因為左翼作家認為,革命文學所反映的生活,應是"真正能夠表現現代中國社會的生活,捉住時代的心靈"。而"我們的時代是黑暗與光明鬥爭極熱烈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就是要"把這種鬥爭的生活表現出來"。所以,左翼文學理論家必然要對"典型化"的原則,提出符合自己價值觀念的具體要求。他們從文學是政治意識形態的附屬品的認知立場出發,強調"為著青年的讀者,為著我們對於時代的任務,也是為著無產階級文藝的前途",廣大革命作家一定要站在階級鬥爭的最前沿,用文學的形式"去批判一切反動意識",去集中"表現革命戰鬥的英雄"。尤其是在錯綜複雜的現實鬥爭麵前,"進步的作家要在曆史的運動中去看現實,從現實中找出時代的發展上具有積極意義的方麵,而且要把那方麵的未來的輪廓表現出來。他不僅要描寫現實中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且他要描寫現實中可能存在的東西。"在這裏,"戰鬥的英雄"自然是作為典型的藝術形象開始受到人們的青睞,而現實生活中具有時代本質性的未來型因素也開始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左翼作家對於"典型化"功能意義的理論倡導,無疑是毛澤東《講話》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毛澤東在《講話》中首先申明,他反對從教科書的定義去討論文學藝術的本質與特征,而是主張從實際鬥爭的政治需求出發,去理解"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與其生活源泉之間的客觀差異。毛澤東指出:"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惟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學藝術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毛澤東強調藝術的真實性應高於生活的真實性,實現兩者之間關係轉換的根本途徑,就是"典型化"的加工過程。從文字表麵來看,毛澤東似乎仍是在將"典型化"的問題,歸入到文學創作方法論的範疇來加以討論,其實則不然。由於毛澤東《講話》的整個邏輯推理的大前提,是文學藝術屬於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那麼他認為文學藝術的"典型化"原則必然要服從黨的中心工作,而"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故毛澤東要求"革命的文藝,應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把"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以便"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進而"使文藝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毛澤東關於"典型化"的基本理論觀點,大致可分為這樣幾層意思:其一,文學藝術的真實不等於生活的真實,它具有作家主觀意誌的可塑性。其二,社會生活中客觀存在著不同的階級群體,每個作家對於藝術作品真實性的價值認同,必然代表著不同階級的審美態度。其三,作家主觀意誌的客觀階級屬性,不可避免地決定著藝術審美態度的政治功利目的。其四,因為"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革命作家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以寫光明為主",以表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理想為主。毛澤東從職業政治革命家的角度,非常順暢地將"典型化"的審美原則轉向了它的政治實用原則,並最終使其成為了革命現實主義"反映論"和"真實論"文學觀的核心內容和基本原則。

"反映論"、"真實論"和"典型論"由藝術審美形態向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化,恰好反映著主流價值觀影響20世紀中國文學的完整曆史過程,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作家對於文學現代性的理解水準。但是,當我們冷靜而理性地去反思這一曆史過程時,便不難從中發現這樣一個令人感到十分尷尬的客觀事實:主流價值觀所精心營造的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思想體係,其基本理論框架都是由政治革命家來完成的,文藝理論家對此幾乎是無所作為。他們承擔的全部使命,隻不過是以文學藝術的通用術語,去詮釋或論證政治革命家對於文學見解的科學性和正確性,僅此而已。尤其是建國以後,所有出版的有關文學藝術理論方麵的書籍,無一例外都是《講話》精神的翻版或展開,文藝理論家無一例外的都自覺自願地放棄了自己運用文學話語去進行藝術思考的神聖權力。這種不負責任的文學放逐行為,是促使新中國文學與政治一體化結盟的根本原因之一。慘痛的曆史教訓已經告誡人們,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首先還不是一個現代文論體係的創建問題,而是一個文學基本觀念的理論還原問題;隻有徹底斷裂文學與政治的非理性聯盟關係,恢複文學純粹的藝術審美功能,我們才能運用獨立的文學話語去建構真正屬於藝術範疇的文學理論體係。這是我們對於未來中國作家和理論家的熱切期待,也是我們對於21世紀中國文學的真誠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