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之中國現代文學史觀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定性問題，一直都是嚴重製約這門學科健康發展的瓶頸之一。至今為止，沒有哪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者，能夠準確解釋什麼是"中國現代文學"這一最基本的學理概念，這無疑是學科本身缺乏自信心的明顯反映。正是因為如此，全麵審視和科學界定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更是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現代性"決不是一種形而上的純粹理念，而是一種文學史的具體實踐；它遵循於世界性的共同價值準則，而不是僅僅局限於民族性的自我評價體係。本書將從以下三個主要方麵，展示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客觀規律性的個人看法，並希望能夠引起學術界同人的高度重視和學術爭鳴。一、現代性困惑：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規律的宏觀描述
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的一個首要前提條件，就是如何去科學地揭示其自身存在的客觀規律性問題，它不僅事關我們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基本性質的認知水準，同時也直接反映著我們理論工作者求真務實的學術態度。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的內在規律性，毫無疑問與其精神資源和思潮運動密切相關。幾乎現有的各種版本《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都曾試圖對此做出具有個性化的獨特解釋，但實際上卻沒有哪一個編寫者能夠徹底擺脫雷同化的世俗眼光，使自己的思想認識更加符合於百年中國文學的真實狀態。
回到曆史的"原場"，重新麵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神話，我個人的切身感受是與眾不同的。由於"現代性"的客觀標準以及中西方現代文學之間的巨大差異，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資源與表現形式等諸方麵問題，都存有極大的思想疑慮。
首先，是文學獨立品性的嚴重缺失。中國現代文學從它的f司世伊始，就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學現象，而是一種複雜的文化現象；它不是文學藝術家的自覺行為，而是政治革命家的主觀行為。無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瞿秋白、毛澤東，他們的誌向與興趣雖然都不在文學上，但卻始終主宰著中國現代文學的曆史命運。陳獨秀與胡適倡導文學革命，其目的是想借助於它通俗易懂的藝術表現形式，去實現啟迪民眾覺悟、傳播現代文明的社會政治理想，故他們用功利主義的文學觀取代藝術審美的娛樂性，最早奠定了新文學啟蒙"工具論"的思想理論基礎。瞿秋白與毛澤東倡導革命文學，其用意同樣是要借助於它與民眾之間的聯係渠道，去宣傳辯證唯物史觀，普及共產主義信念，故他們更是人為地淡化文學藝術的內在審美屬性，全力去提升它的社會教化功能。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現代文學對於政治革命家的思想認同性，在某種意義上又直接體現著中國作家對於"現代性"價值觀的認同性，因為政治革命家們總是於自覺與不自覺之中，扮演著現代意識撥火者的特殊社會角色--陳獨秀與胡適把"科學"、"民主"這兩個詞彙，概括為西方人文精神的理論精髓傳遍中國大地，盡管這樣的理解方式牽強附會且概念模糊，但它卻促使精英知識分子群體睜開了眼去看世界，並營造出一種向往西方、急切思變的狂熱時代情緒；瞿秋白與毛澤東將工農大眾的神聖權力視為"現代性"社會的首要任務，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視為全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消解"五四"啟蒙理性的文化意義而凸現未來民主國家的宏偉藍圖，進而統一了精英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認識，並使其最終放棄了自己堅守的獨立人格，義無反顧地加入到現代政治革命的曆史進程之中。政治家與革命家的巨大熱情，對中國現代文學產生了正負兩個方麵的深刻影響：一是為它帶來了理想主義的生命活力；二是導致了它個性意識的全然喪失。眾所周知，西方現代文學的本質特征之一，就是一種"自為""自在"的精神現象，創作主體享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自由。康德的藝術是"自由意誌"與黑格爾的藝術是"自由精神"等純粹審美理念，作為西方現代文學最重要的理論基石，恰好被我們的政治家與革命家"誤讀"為唯心主義的腐朽東西，始終受到冷漠的排斥和無情的否定。實際上，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沒有獨立品性的文學，都稱不上是真正的現代文學。我們自己所謂的民族"現代文學"，隻不過是中國現代政治革命家的思想載體，是"文以載道"文學傳統的現代表現形式；其主體意識的曆史缺席，實際上就是"現代性"意識的自我缺席。對此，我們必須保持一種科學理性的平和心態。
其次，是對西方人文主義的理解失誤。從晚清到"五四"，自以為是西方人文精神尊奉者的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在向國人激情傳達現代文明意識的亢奮狀態中，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對於"人文主義"概念的全然無知，這無疑使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資源及土壤先天缺失。"人文主義"( I'Umanesimo)這一詞彙，最早來自於意大利語，意思是指由人所創造的文化。但在整個西方社會，"人文主義"則是指從"文藝複興"運動以來的一種文化傳統。在長達五百多年的漫長曆史過程中，"人文主義"因時段的不同，其釋義性也就不盡相同。18世紀以前，"人文主義"的原有詞義，是反映西方社會"人"的文化對於"神"的文化的徹底顛覆，它推崇科學理性精神，並由此而形成了西方浪漫主義與啟蒙主義的文學思潮。18世紀以後，西方人又改稱其為"人道主義"，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對人被機器"異化"現象的高度關注，並在理性批判精神的指引之下，掀起了一場抵抗工業化文明的現實主義文學運動。進入到20世紀，西方人再次將其改稱為"人本主義"，它的理論著眼點，已經由人的外部世界轉向了人的內部世界，並借助於精神分析學與存在主義哲學，推動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迅速崛起。從我們現在所能夠掌握的資料來看，中國現代精英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的"人文主義"，明顯是缺乏全麵而係統的背景了解的。僅以"五四"文學革命的幾個關鍵人物如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等為例，我們特別檢索了他們四人從1917年至1926年這十年中所發表的文章，其中涉及到外國人的名字有三百多個，俄羅斯與東北歐18至19世紀的作家、哲學家、科學家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日本與其他國度的作家、哲學家、科學家占了百分之十左右，而人文主義的發祥地西歐則隻占百分之三十；即使是在這百分之三十的西歐人當中，真正屬於人文主義曆史鏈條上的經典性人物也寥寥無幾，像彼得拉克、休謨、康德、黑格爾等大師級人物，大都是在他們後"五四"時期的文章中才出現的。另外，胡、陳、魯、周四人雖然提及到了那麼多的外國人名字，但是否真正讀過他們的文章作品卻無從加以考證。因為他們四人當中除了胡適精通英語之外，其他三人都不具備直接閱讀原著的能力，而"五四"時代對於西方文學經典與哲學經典的翻譯也幾近為零，那麼啟蒙先驅者們所信奉的"人文主義"，究竟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我個人認為，應該是他們對於西方社會的一種直觀感受。"五四"新文學曾提出過兩個十分響亮的口號，即"民主"與"科學"。"民主"指的是人的自由權利；"科學"指的是工業化文明。前者是人文主義的屬性，但後者卻不屬人文主義的範疇。中國現代精英知識分子不加分析地將這兩個矛盾對立的因素簡單地拚湊組合，構築起他們心目中崇高而神聖的"人文"理想，如此急功近利的解讀方式，不僅使中國人回避了思想啟蒙的長期性，同時也導致了他們對於人文主義價值觀的認知性錯誤。這是百年中國文學缺少"現代性"的又一致命弱點。
最後，是文學運動形態的多重複合。"五四"新文學的自我定性是"寫實主義"，現代文學史家的研究結論也是"現實主義"。這就是說中國現代文學在告別了古典主義時代之後，成功地實現了它與西方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的意義對接，並由此而躋身於世界現代文學之列。這種說法既缺乏事實依據，同時也是十分荒謬的。"現實主義"是18世紀西方文學的傳統，是人道主義哲學思潮的客觀產物，它所關注的社會問題，是人與現實的對抗，而不是人與傳統的對立。像狄更斯、巴爾紮克、司湯達、德萊塞等著名的現實主義文學大師，他們在工業化革命高歌猛進的狂熱時代，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清醒頭腦和藝術良知，並以犀利的眼光與敏銳的思維，深刻地揭示了物質化社會中的人性缺陷。理性批判精神是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的重要標誌，作家人格獨立是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的基本原則，而這一切都是中國現代文學所不具備的條件。換句話來說，我們自詡的"現實主義"與西方的"現實主義"，並沒有直接的傳承關係。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追求科學理性精神，高張反儒家傳統的旗幟，呼喚工業化文明的到來，實際上它的一係列行為，都明顯表現出了歐洲"文藝複興"的種種特征。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力度，但是它的主體批判指向，卻並不是針對工業化革命的自身弊端（當時的中國根本還沒進入到工業化時代），而是國民性的愚昧與政治體製的落伍，它同樣是"文藝複興"的曆史翻版而與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無關。對此，可為佐證的是，蔡元培與胡適等人在評價"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性質時，都無一例外地將其視為是中國的"文藝複興"。當然，我們也充分注意到了中西方文學運動的客觀時差問題。剛剛走出古典主義時期的中國文學，它所麵對的趕超對象，是正在蓬勃興起的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它們之間畢竟存有五百年之久的巨大時差。這就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的表現形態，不可能是像西方那樣以按部就班的自然程序平緩地向前推進，而必然會是以多種思潮交錯滲透的複合方式，以求盡快地縮短中西方現代文學的時間差距。所以，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觀感並非是單一性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的相互包容性，使其成為了一種結構複雜的文化現象。像魯迅的文化批判小說，僅僅用"現實主義"的概念，我們是很難對其進行全麵概括的，象征主義藝術手法的大量運用，使他的作品常常充斥著某種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意味；像鬱達夫的感傷抒情小說，人們一般都將其視為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但是他對精神分析學原理的熟練掌握，同樣使他的作品折射出現代主義文學的某些色彩；另外，像無名氏、徐圩等被學術界稱之為是存在主義的小說創作，他們對於現實人生的哲理透視，卻又是以優美動人的文本語言來加以表現的，其藝術特征更接近於浪漫主義而非現代主義。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形態的所謂多樣性，其實就是它"無個性"的集中體現。而一個嚴重滯後且又無自己個性的文學，當然也就難以使人相信它的現代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