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皮裏陽秋的終曲
無奈之下，胡出國“養病”
兩廣以胡漢民為精神領袖，胡漢民也以兩廣為其開展反蔣活動．的根據地。但並不是說胡漢民與兩廣實力派之間沒有任何芥蒂和矛盾。
表麵上看，在廣州設立的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名義上是由胡漢民“主持一切”，西南政委會對他也倍加尊崇，所有重要事項，均托由委員李曉生報告請示。實際上，兩廣實力人物對胡漢民是尊而不從。胡漢民與兩廣實力派人物，尤其是與廣東的陳濟棠可謂“道不同者”。雙方雖都反蔣，但是雙方反蔣的目的大不一樣。胡漢民主要是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主張用他自己所解釋的“三民主義”治國，也就是用舊三民主義救國，如實行訓政，以法治國，以黨治國等，胡漢民反對蔣介石的個人獨裁統治，這是蔣胡二人矛盾鬥爭的實質。兩廣實力派反蔣純屬於受利益的驅使，出於保住地盤，做地方王，不讓蔣介石染指的目的，這就決定了兩廣實力派在反蔣問題上，過多地考慮了自己的利益，那麼在利益向自己傾斜的時候，就要不顧反蔣的大局，對胡漢民的意見也就不那麼聽從了。
在福建事變之前，兩廣實力派與胡漢民的小摩擦時有發生。蔣汪剛剛合組政府不久，蔣汪二入發生了矛盾，汪精衛要出國“療養”，陳濟棠便想接汪精衛入粵，壯大反蔣聲勢，胡漢民不同意。國民黨召開四屆三中全會時，在西南出席大會的人選及數額問題上，胡漢民與陳濟棠再生齟齬，胡漢民不滿陳濟棠的專斷，陳濟棠則以征求李宗仁、白崇禧的意見為由，對胡漢民的主張暗中拖延阻擱。胡漢民在香港的活動，其費用由廣東的陳濟棠供給。陳濟棠對胡漢民稍有不滿，就在經濟上卡脖子。如1933年2月1 4日，吳鐵城在給宋子文的密電中就透露了這樣的情況：“伯南（陳擠棠）對胡活動費前已由二萬減半，現複由二月起減為五千，……胡以不得誌於粵，遂拉攏川滇黔桂以控製伯南，但川局糾紛未解，黔無實力，滇不聽命，桂隻口頭敷衍，胡感頭頭不是道，憤極，終日罵人，雖親近如李文範亦避澳不敢見。”
對蔣光鼐、蔡廷鍇發動的福建事變，究竟采取什麼樣的態度，胡漢民與兩廣實力派間的分歧更為明顯。在福建事變的醞釀中，蔣、蔡二人曾征求胡的意見，胡並沒有明確反對，後來陳濟棠懼怕與閩方聯合後，事變之成敗都對他的地盤是個嚴重的威脅，遂極力反對與之聯合。胡漢民沒有辦法，轉而對事變的醞釀持冷漠不語的態度，但對閩方派來聯係的人是來者不拒。事變爆發後，胡漢民既反對寧方，也反對閩方，日二者可殺，各打五十大板。在事變將失敗時，胡漢民站出來替十九路軍說話，意為保存其實力，為抗日效力，陳濟棠在福建事變中，卻獨得利益。他在事變爆發後派楊德昭去廬山與蔣介石密議，以對閩變作壁上觀為條件，換取蔣介石一千五百萬元的回報。
福建事變過後，蔣介石已嚐試到爺地方實力派的存在對自己獨裁統治的威脅了，便想盡辦法，把各地方都收歸於南京中央的真正統治之下。但在外敵人侵，抗日呼聲日高的情況下，用武力來保讓中央的權威已不可能了，於是，蔣介石在全國開展和平的“團結統一運動”。
1 934年2月21日，蔣介石、汪精衛聯名發表“真電”，宣稱國家須有整個的機構，“必須脈絡貫通”，“以成為不可分之機體”。為此中央與各地方應“親密合作”，“中央常派得力人員視察各地方，務求周知各地方之狀況，各地方當局亦當以時述職，籍知中央用人行政之大要”。從而開始了“團結統一運動”。
蔣介石把取消兩廣半獨立狀態作為“團結統一運動”的主要目標。因為當時兩廣文有胡漢民充當政治領袖，武有粵桂的軍隊作支柱，最具有另立國民黨中央、成立政府的條件，兩廣對蔣介石的中央統治威脅最大。因此，蔣介石對兩廣采取雙管齊下而又雙管各自不同的方針，拉攏陳濟棠、李宗仁，敦請胡漢民入京。
兩廣內部對蔣、汪“真”電，態度不一。胡漢民堅決反駁蔣汪論調，大肆宣揚“均權”理論，並提出，如果中央撤銷西南政委會和西南執行部，就在廣州恢複政治分會。兩廣的實力派反對這樣做。桂係因多次受過陳濟棠的愚弄，所以不肯輕易與他結成固定形式的聯盟，李宗仁、白崇禧主張維持現狀。陳濟棠則八麵玲瓏，一麵發表響應蔣汪的通電，消除南京對他的猜疑；一麵又舍不得放棄胡漢民等元老派，對之虛與委蛇。繼而，蔣介石又以共同“剿共”為號召，請兩廣實力派協助。1934年6月19日，何鍵奉蔣介石之命到廣州參加贛粵桂三省聯席會議，共商“剿共”大計。會上，南京答應給兩廣一筆軍費，兩廣也同意了協同“剿共。”
蔣介石在共同“剿共”問題上打破與兩廣僵局之後，便又加緊拉胡的步伐。南京立法院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初稿>後，即派人赴香港，請教胡漢民對“憲法草案初稿”的意見，並詢問胡漢民對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全大會的意見。9月8日，胡漢民與陳濟棠、蕭佛成、李宗仁等二十一位兩廣中央委員致電國民黨中央，對南京方麵公布的五全大會的議題進行了批評，提出四項補充議題：（一）整飭政治風紀、懲戒喪權辱國之軍政當局案；（二）嚴懲一切淆亂社會危害黨國禍首案；（三）確立外交方針並國防計劃以維護國家之生存案；（四）確定最低限度生產建設計劃，取消破壞本國工商業及國民生計之媚外關稅稅則，並整理財政救濟農村案。蔣介石見到胡漢民等人的提案，是要改變五全大會討論的議題，全麵否定南京國民黨中央的內外政策，如此勢必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因此，對胡漢民等人聯名電文壓製不予公開討論，不給胡漢民等人明確的答複。
胡漢民見南京中央不予答複，便發電嚴厲質詢，“中央竟置而不議，受而不答，其在各地，並嚴禁報紙登載，即有少數維護正義之報紙，一為披露，竟橫遭嚴酷之處分。”胡漢民同時又提出為保障五全大會充分行使職權，會前應采取如下兩項措施，第一，人民應真有言論之自由，以保證對政治外交之建議及批評；第二，履行本黨民主集中製度，予中央委員及海外各級黨部黨員對於黨務、政治、軍事、外交，應有充分建議討論及批評之完全自由。1 0月1 5日，胡漢民發表<為五全大會告同誌》的宣言，再次聲明了中國國民黨和南京軍權統治不是一回事，號召廣大黨員反對軍權統治。
麵對胡漢民的政治攻勢，蔣介石感到此時召開五全大會對己不利，隻好宣布五全大會延期，先召開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
為了防止胡漢民再發表對召開四屆五中全會不利的言論，蔣介石派王寵惠去香港與胡漢民會晤。胡漢民向王寵惠表示，幾年來與南京的主張雖有不同之處，但如當局果能力行改革，勵精圖治，他將“無間言”。王胡會晤後，胡漢民對北平的法文《政聞報》記者談了有關寧粵間合作的問題。聲言自己絕不以個人間的情感而失卻信仰，如果當局能力改現在一切錯誤之政策，以救國救黨為己任，¨我之諒解與否，又有何疑。”胡漢民說：“餘之最大希望，在蔣介石將軍能改革一切內政外交上之錯誤政策。能改革者，即為餘之友，不能改革者，即為餘之敵，友敵之分，皆以主義政策為標準，合作非空言所能達到，故今後我人是否能合作，亦須視南京能否變更其政策為斷。”
胡漢民的言論比以前緩和了許多，蔣介石遂又連續派孫科、王寵惠去香港，進一步商談寧粵合作的問題。此時，胡漢民等元老派與兩廣實力派再次發生原則性的分歧。陳濟棠、李宗仁認為，蔣、汪二人提出的中央與地方確立的共信互信，和平統一的五項原則可行。胡漢民、蕭佛成認為蔣介石五項原則的核心問題仍然是支持軍權統一、財權統一、軍權高於一切，提出要合作必須蔣汪中央先徹底改正錯誤，並提出三項要求：“須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須確定入川剿共，對西南各省，不作大兵壓境之威脅”；“對此間之朋友、同誌，不得敵視、暗殺，而猖獗之殺人之組織，須即解散”。而且，要求南京政府“拿出行動來，不要徒事聲張宣傳。”
胡漢民這時已經改變了以在野之身輔佐政府的主張，同意與蔣介石有條件地合作。孫科北上時，胡漢民給南京國民黨中央常委及蔣介石各寫了一封信，讓孫科帶去。孫科回南京後，在國民政府紀念周上公開說：會談“所得結果非常圓滿，胡已同意北上。”胡漢民未必真同意立即北上，即使同意北上也是有條件的。可是寧粵雙方關係已改善卻是事實。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召開時，兩廣派鄧青陽、李任仁、關素人為代表赴會，胡漢民還派劉蘆隱到上海，以與南京國民黨中央保持聯係。然而，距寧粵間的合作是有相當大距離的，胡漢民合作的條件對蔣介石來說是苛刻的。盡管如此，這對蔣介石也是一件值得高興之事，比以前猛烈的抨擊要強得多。另外，在寧粵間合作問題上，實力派與元老派間也有原則性分歧，外間傳聞已很多。有的說；“胡以屢有主張均為伯南所阻，認為西南已無可為，有自動出洋意，但不願接受中央或西南委派及旅費，擬向私人籌得款項即成行，日間將以個人名義發表對時局宣言。”這些分歧裂痕的出現對蔣介石十分有利。
1 935年上半年，胡漢民與陳濟棠的意見分歧仍時有發生，而此時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蔣介石的和平“團結統一運動”中，四川於1 935年2月，重新組成省政府，劉湘任主席；貴州於4月組成新省府，吳忠信任主席。另外，借追剿“共匪”為名，中央軍進駐了雲南、四川、貴州。兩廣逐漸陷入蔣介石中央軍的包圍之中。日本在華北不斷製造事端，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政策也發生了些變化，做了些抗日的實際準備。鄒魯在廣州因主張與陳濟棠不同，屢碰釘子後，轉而開始與南京接觸。鄒魯與南京方麵接觸之後，力勸胡漢民，在蔣介石對日問題上有所轉變後，應趁此機會與蔣介石改善關係，並說這不失為擺脫目前受兩廣實力派人物之挾的一個好出路。鄒魯還給胡漢民出主意，讓他出國，與南京方麵的聯係由他負責，待聯係妥當後，再請胡漢民回國。胡漢民勉強答應了鄒魯的意見。
1 935年6月9日，胡漢民同隨行的醫生陳翼平、李菘，秘書程天固、劉平，女兒胡木蘭及義女鍾慧中等一行九人，乘意大利輪船“康特華第”號，離開香港去歐洲。預定在意大利稍居，即赴德國、法國。出國前，胡漢民發表談話，“餘自三月間偶感風寒，臥病經月，靜攝後又漸趨平緩，今血壓約為一百七十餘度，而思慮稍繁，每感不適，據醫者檢驗，仍有易地療養必要，故決赴海外小遊，外間傳聞種種，殊非事實，至有謂此行係受某方麵之接濟者，尤不值一笑。至於餘之主張政策，亦不以時地之轉移，而有所變易也。”
胡漢民的談話，掩蓋了他出國的真正目的，隻以養病為名，但他在臨行寫的一首七律詩中，卻隱含了他在政治上仍要繼續奮鬥之誌，詩雲：
蘆溪有句說奇男，
不悵臨分此老諳。
國蹙可堪為晉宋，
詩愚未便利柴參。
從我遊者道之合，
尚有人焉鬥以南。
又試攜兒行萬裏，
十年舊事抵深談。
實際上，胡漢民此次出國，是國內外政治形勢變化促成的，是寧粵之間矛盾以及蔣胡矛盾、胡陳（濟棠）矛盾變化的結果。胡漢民對此次“攜兒行萬裏”後，政治前途究竟如何？自己心裏也是沒底，他不由得想起了十年之前的那次出國。
歸國居粵，胡對蔣緩和
胡漢民在國外待了半年，先後到過意大利、瑞士、德國和法國。胡漢民在國外的半年時間，國內政治局勢的發展變化很大，對胡漢民重返南京中央與蔣介石合作有利。
1 935年1 1月1日，南京召開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此為國民黨五全大會的預備會議。出席六中全會的代表共有一百多人，反蔣派除了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沒有參加外，都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顯示出國內趨於團結。另外，這次會議中發生的一件事也影響著胡漢民，這件事就是汪精衛被刺。此事件的起因雖然與胡漢民沒有直接關係，但汪精衛是曆次蔣胡合作的第三者，汪精衛沒有被刺死，但因之辭去了行政院長職務，不久轉赴歐洲治療。蔣汪合作的這一插曲，為胡漢民重返南京提供了條件。因為自孫中山逝世後，廖案發生以來，國民黨中央的政治舞台上，基本上是蔣胡合作排汪，蔣汪合作排胡，胡、汪二人沒有共同與蔣介石合作過，胡在汪即走，汪在胡即去，在政治上汪胡不共戴天。
四屆六中全會後，國民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五全大會召開前，大會第二次預備會議決定電促胡漢民及旅外各中委，返國參加會議，“共荷艱巨”。五全大會上，蔣介石宣布對日外交政策與以前相比有了明顯的變化，聲明在一定條件下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措施。蔣介石說：“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若過了限度，則將“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複興民族之目的。”蔣介石的外交政策的轉變，縮小了蔣胡二人在對日問題上的差距。五屆一中全會選舉新的領導機構時，胡漢民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蔣介石任副主席，鄒魯當上了中央九常委之一。兩廣方麵的白崇禧、陳濟棠、劉蘆隱、劉紀文、李文範、林翼中、黃旭初當選為中執委員，李宗仁、蕭佛成、黃紹竑、林雲陔當選為中監委員。五屆一中全會剛結束，國民黨中央將會議的選舉結果電告了在法國的胡漢民。
此外，蔣介石還讓財政部長孔祥熙給胡漢民寄去“補旅費”四萬元。給胡漢民的妻子陳淑子寄去一萬元。孔祥熙還附上電文：“中央常會，兄任主席，黨國之幸，盼即回國主持。茲補旅費四萬元，購佛郎彙由巴黎中國使館轉奉，祈察收。另寄嫂夫人一萬元。並望釋念。”胡漢民對此款婉然謝卻：“盛意感謝，該款已由原行彙返。”孔祥熙見胡不收，隻好說出實情，“此係介石（蔣介石）特彙旅費，已囑原行再送，萬祈勿卻。”胡漢民仍然不收，電孔祥熙：“弟不便攜金返國，此款幸謝介公或存兄處備不時之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