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機緣
起先，他們素不相識，甚至連對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起先，他們並不是一條道上跑的車，一個是孫中山的追隨者，一個是曹錕、吳佩孚屬下的一員戰將。
可是，他們還是走到一起了。
凡事都有個原因，兩個人的相互聯結，不論男人或女人，總要有個機緣。
他們的機緣是什麼呢?是：1926年至1927年的那場大革命。
兩位總司令
1926年7月9日，廣州東校場。旌旗招展，人頭攢動，十萬軍民雲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封建勢力!”等口號聲，此伏彼起，響徹雲霄。
這裏正在舉行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大會。
一位年約四十歲的中年男子，身著戎裝，昂首挺胸，神采奕奕，站在主席台上，一陣掌聲過後，他發出了濃重的浙江話音：
“今天，是國民革命軍舉行誓師典禮的紀念，亦是本總司令就職的日子。本總司令自覺才力綿薄，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負如此重大的責任，惶恐萬分。但現在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已來重重包圍我們、壓迫我們了，如果國民革命的勢力不集中統一起來，一定不能衝破此種包圍，解除此種壓迫。所以本總司令不敢推辭重大的責任，隻有竭盡個人的天職，擔負起來，以生命交給黨、交給國民政府、交給國民革命軍各位將士。自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末尾幾句淹沒在熱烈的掌聲和口號聲中。
這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是中國現代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蔣中正，字介石。他的名字很多，但他從政後經常用的就是這一“名”一“字”，而人們則普遍以“字”相稱，“蔣介石”三個字，可以說是聲震中外，人人皆知。
兩個月後，也就是這一年的9月17日，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偏遠小鎮，舉行了另一個誓師大會。
五原，現在內蒙古自治區境內，當年是綏遠省的一個縣城。這裏，比不得廣州，它貧瘠、荒涼，人煙稀少。彙集在這裏的隊伍——一部分國民軍，也比不上國民革命軍，它人數不多，衣著不整，槍械不齊，是一支潰散後重新收容起來的隊伍。
然而，將士們隊列齊整，精神抖擻，內心充滿希望，臉上帶著歡欣，在這座縣城的小小廣場上誓師參加國民革命。廣場一側的一座土台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於右任，將一麵國民黨黨旗高高舉起。一位年約四十五歲的軍人站了起來，他身軀高大魁偉，神態莊嚴鄭重，濃眉下的雙目炯炯有神，掃視了一下於右任，注視著在秋風中飄展的黨旗，邁開大步，雙手接了過來，麵向台下將士，發出了洪鍾般的聲音。
他宣布，受各將領公舉，他出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宣誓就職。
他宣布，國民軍全體將士集體參加國民黨。
他宣布，國民軍全體將士參加國民革命。
他宣讀了誓詞：
“國民軍之目的，以國民黨之主義，喚起民眾，鏟除賣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求中國之自由獨立，並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特宣誓生死與共，不達目的不止。此誓。”
這位國民聯軍總司令，就是本書的另一位主人公——馮玉祥。他同蔣介石一樣，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同樣聞名遐邇，同樣中外皆知。
兩個人自然還有不同之處。此時的蔣介石正在仕途上奮力攀登，從響應辛亥革命到出任總司令，不像馮玉祥那樣艱辛、坎坷，憑他的機智、努力和計謀，基本上是扶搖直上、步步青雲。
1922年6月，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蒙難永豐艦，蔣介石應召來到孫的身邊，幫助籌劃，並肩戰鬥，護送脫險，平安抵滬。此舉不能武斷地視為“投機”革命，臨危受命，患難與共，總是需要一定的真誠。但是，它也確給蔣介石帶來了擴大影響和抬高身價的絕好機會。聰明的蔣介石，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與孫中山同登永豐艦，堅持同叛軍戰鬥者，不止蔣介石一人，然而隻有他在事後寫了一本《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孫中山在序言中對他稱讚不已：“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予側，而籌劃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士共死生。”
孫中山的賞識和信任，使蔣介石得以出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並在1924年5月正式當上了該校校長。起初，蔣介石曾因不能插手黨務和軍政大事，而一度消極。但是後來他卻感到這一職務對他的重要意義，因而緊緊地抓住它，充分地利用它，掌握了一批為我所用的軍事幹部，進而建立起聽命於自己的嫡係部隊。
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是廣東革命政府的多事之秋，蔣介石率隊*了廣州商團叛亂，兩次東征陳炯明，平定了楊希閔、劉震寰叛亂，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這幾次軍事行動的勝利，有賴於共產黨人的參與指揮和政治思想工作，有賴於工農民眾的積極支援，同時，也與蔣介石的指揮密切相關，從而大大提高了他的聲望和在國民黨中的地位。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蔣介石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此前後，除了黃埔軍校校長之外，他還擔任了多項軍事要職：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廣州衛戍司令、長洲要塞司令、國民革命軍總監(相當於後來的總司令)。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施展計謀，製造了中山艦事件，將共產黨員排擠出了國民革命軍，使這個軍成為他一手獨攬的嫡係部隊。這一年的5月，蔣介石為了限製共產黨、奪取國民黨黨權，提出了《整理黨務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通過。當然，這又是一個計謀。經過這一“整理”，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被“整理”下來，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懷有二心的右派分子被“整理”上去，而獲取更大、更多權力的是蔣介石，他此時擔任的職務有：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部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對蔣介石來說，地位越高越好，權力越大越好，他在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裏又做了這樣的規定：出征動員令下達後，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政、民、財各機關，均須受總司令指揮。就這樣，蔣介石在“總司令”和“獨攬大權”之間加了一個等號，而前者就是他自己。
國民革命軍即將大舉北伐，給蔣介石這位總司令帶來了施展抱負的大好機會。這時，他雖然是大權獨攬，但所轄地區隻有廣東、廣西，中國絕大部分省區還在北洋軍閥控製之下，實現孫中山遺願也好，統治全中國也好，他都要率軍出征，進行國民革命。
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同蔣介石相比，則有許多差異。馮玉祥，字煥章，祖籍安徽巢縣，生於河北青縣。他不像蔣介石那樣幸運有個鹽商的家庭，有出國留學進入軍事學校的機會，他幼年家境貧寒，十二歲即吃糧當兵；他沒有蔣介石那樣染指證券交易所的經曆和投機取巧的素質，而是憑借苦練、勇猛、實幹和才能，從士兵依次升遷，旅長，師長而督軍；他在走向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更不像蔣介石那樣一帆風順，而是充滿曲折和艱辛——
馮玉祥來自中國社會底層，早年就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他和其他革命官佐發動了灤州起義，1915年袁世凱稱帝，他參加了反袁護國戰爭，1917年他又率軍平定了張勳複辟。這些行動反映了反對專製、維護共和的進步傾向，但這時的馮玉祥卻未能跳出北洋軍閥營壘，仍然是其中的一員戰將。
從1920年開始，馮玉祥和孫中山建立了聯係，他的愛國為民思想日增，革命傾向日濃，而吳佩孚的壓製與排擠，又把他自我發展的道路堵死，於是，他乘第二次直奉大戰正酣之機，於1924年10月毅然倒戈回師，發動了北京政變，推翻了直係統治。馮玉祥將這次政變稱為“首都革命”，嚴格說來，此舉還算不得革命，不過，它卻是馮玉祥從北洋軍閥營壘向革命邁進的起點。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並將所部改稱國民軍，出任總司令。但是，馮玉祥的軍事實力有限，還不足以控製整個局勢，他在思想上對革命對軍閥，還缺乏本質的認識，因而，北京政變的成果很快就落到了段祺瑞和張作霖手裏，他卻受到了排擠，被任命為西北邊防督辦，離京到張家口赴任；國民軍名稱被取消，改稱*西北邊防軍，西北軍的名稱即由此而來，但習慣上仍沿用國民軍這一名稱。
馮玉祥傾慕孫中山的主張，傾向革命，並和蘇聯取得了聯係，國民軍所轄地區的民眾革命鬥爭不斷發展，在北洋軍閥眼中已成了“赤化將軍”。1926年1月，張作霖和吳佩孚，這兩個殺個你死我活的冤家對頭，又聯合起來，會同其他軍閥，先要“撲滅北方赤化”，而夾擊國民軍。形勢所迫，馮玉祥隻好宣告下野，西北邊防督辦一職由張之江代理，想以此來避免敵對勢力的攻擊，保存國民軍這支從北洋軍閥衝殺出來的隊伍。
1926年3月，馮玉祥啟程赴蘇聯考察，4月初途經外蒙古庫倫(今烏蘭巴托)時，與前往廣東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和於右任、陳友仁、徐謙等國民黨人相遇，商談了國民黨與國民軍合作問題，並經徐謙介紹，加入了國民黨。鮑羅廷等按原計劃轉赴廣東，徐謙留下來同馮一起赴蘇。5月9日，馮玉祥一行抵達莫斯科。蘇聯軍政官兵的熱烈歡迎，中國留學生高舉的“歡迎人民軍隊領袖”的大幅標語和“中國國民軍萬歲”的口號聲，使馮玉祥深受感動，向記者們說：“在俄國，找到了中國將來發展的榜樣。”
馮玉祥的下野與出國，並沒有使張作霖、吳佩孚等放棄對國民軍的進攻。國民軍四麵受敵，被迫放棄原來駐地，向南口方向撤退。4月15日，各路敵軍五十多萬人圍攻南口，國民軍隻有二十萬人，在敵眾我寡、給養困難、餉械無繼情況下，憑險據守，艱苦抗敵，8月15日退卻突圍，撤向綏遠、陝西、甘肅一帶。
馮玉祥在蘇聯會見了許多重要的蘇聯領導人、共產國際的負責人和在蘇的*人士，參觀了軍事學校和工廠，接觸了工人、農民和士兵。新型的蘇維埃國家，使他感到新奇、振奮，廣泛的接觸與交談，使他決心為國民革命而戰。6月，他派出代表回國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聯係，7月，雙方決定：國民軍接受孫中山先生的三*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從北方協助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國民政府對國民軍按照國民革命軍的標準，一律待遇。
7月下旬以後，馮玉祥陸續得到了國民軍南口大戰和撤出南口及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消息。國民軍的現狀與處境，急需他重裝旗鼓；國民革命的進展，催促他率軍出征。8月17日，馮玉祥一行離開莫斯科，踏上了回國的路程。
馮玉祥此次出國與回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沒有辦法而去，有了辦法而來”。他不僅明確了方向，下定了決心，而且還請來了蘇聯顧問和幫他做政治工作的劉伯堅等*人士，同他一道回國，在彈藥接濟和裝備支援方麵也得到了蘇聯允諾。
5月16日，馮玉祥一行到達五原。這時，國民軍各部也紛紛向這裏集中。17日，國民軍各將領推舉他為國民聯軍總司令，他發表了就職宣言，即五原誓師宣言。
馮玉祥在這篇長達三千多字的宣言中，明確宣布奉行孫中山的主張，服從國民黨，擁護國民政府；回顧了自己的經曆，說明了自己“倒戈”的正義性和進步性；深刻地批評了自己以前的政治主張；闡明了聯蘇反帝的必要性；指出國民軍應與民眾結合，貫徹孫中山的扶助農工政策。
就在這一天，馮玉祥率領國民軍將士，舉行了前麵提到的五原誓師。
馮玉祥經過多年的摸索與苦鬥，終於加入了革命行列。
南北革命軍
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時，共有八個軍，十萬人。第一軍至第六軍駐廣東，軍長依次為蔣介石(後為何應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深、李福林、程潛。第七軍軍長李宗仁，駐廣西。第八軍軍長唐生智，駐湖南。
這支部隊雖然大多數來自舊軍隊，但它卻是依照蘇聯紅軍的榜樣，建立或改造而成的新式部隊，聘請了蘇聯顧問，建立了黨代表製度和政治工作製度，一些共產黨人擔任了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政治素質和戰鬥能力都有顯著變化，非以往的軍閥部隊可比。不過，這支部隊畢竟是從軍閥部隊脫胎而來，仍然帶有舊軍隊的印記，從蔣介石到各軍軍長及其他高級將領，大敵當前，大都能夠為國民革命效力，但當工農民眾真正起來，他們又懼怕革命，把這支部隊的絕大多數又領回了原來的老路上去。
馮玉祥統率的國民軍，五原誓師時，除原駐甘肅的以外，不足五萬人，但經過馮玉祥親自檢點整頓，全軍井然有序，精神振奮。同國民革命軍一樣，國民軍也聘請了蘇聯顧問，成立了國民黨最高特別黨部，馮玉祥出任黨代表，並在*人士幫助下，加強了政治思想工作，成為一支富有革命氣息的部隊。
同樣，國民軍也是來自舊軍隊，自然也存有許多舊東西，馮玉祥本人也是如此，他重新組建了一支致力於國民革命的部隊，但當基本打垮北洋軍閥之後，他又把這支部隊作為發展自己的資本，又回歸到軍閥營壘中去。
南北兩支革命軍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這就是北洋軍閥。這時，北洋軍閥不僅掌握著中央政府，控製著全國絕大部分地區，而且軍事實力也遠遠超過革命軍，盤踞各省的地方軍閥不算，光是三支大的軍閥就有七十五萬人的兵力，其中：